盧、霍電文所言大體不差，但顯然也有違背常理之處，按魯迅的說法，中國人最喜歡看的一景就是殺頭，殺過頭之後的埋葬儀式也是在“喜歡”之列的。如今為被當局槍殺的學生舉行出殯且還要沿街遊行，這在昆明應該算是百年不遇的奇事，城中百姓焉有不傾巢出動一觀其景的道理？根據《聞一多年譜長編》的說法，出殯時僅在聯大新校舍草坪就雲集了3萬多人，這個數字當是可信的，而在昆明市內觀看出殯遊行者當不會少於10萬之眾，或許還不止。隻是當遊行隊伍回到聯大校園準備在早已修好的墓穴前安葬時，像烏雲突遭狂風襲擊，紛亂的人群眨眼四散，隻有縷縷薄幕繚繞其間。而葬禮的主祭、陪祭人員更是少得可憐，除了聯大訓導長查良釗代表校方主祭，陪祭者僅聞一多、錢端升、尚鉞、王贛愚、吳晗等幾位誌願者，別無其他教授參加或在墓前駐足。對這一淒涼尷尬的場景，聞一多大感不解與悲愴，登台後竟“半天說不出話，好久才悲憤地致辭”，說：“今天這四位青年朋友就在這裏安息了，但是我們的路還遙遠得很，一個民主的新中國離我們還遠得很。我往下看看，今天我們參加陪祭的人，為什麼這樣少（隻有兩三位），是害怕嗎？還是關著門裝不曉得？難道連師生朋友們之情，連一點惻隱之心都沒有，這些人上哪兒去了？是害怕嗎？今天我參加了，不見誰把我怎麼樣。今天我們在死者的麵前許下諾言，我們今後的方向是民主，我們要懲凶，關麟征、李宗黃，他們跑到天涯，我們追到天涯，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繼續追，血的債是要血來償還的。”[48]
此時的聞一多也許已經意識到，麵前之所以出現這種冷清、淒涼的場麵，除了大多數教授對連綿不絕的學潮感到疲憊甚至有些厭倦外，另一個原因就是國民黨當局通過姚從吾、蔡夢筆等聯大黨團員采取的一係列“反製”措施發揮了重要作用。
因其他教授不肯露麵，顯然已鬧不出群體性事件了，但作為西南聯大“定海神針”的梅貽琦，因經曆了太多的政治風雲與學潮狂波，對此卻放心不下，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午前十一點出門往武成路福照街口佇立三刻許，學生殯隊久不至，後始知已改道由大西門經青雲路進城矣。街上觀眾甚多，似無成群可有衝突者……夕聞殯隊已返校，安葬幸無他故。”[49]
隻有到了四具棺材完全落入墓穴並被紅土掩埋之後，梅貽琦望望有些人影稀疏的校園和零星飄過的冷雨，一顆懸著的心才悄然落下。
南雁北歸春迎客
中外矚目的昆明學潮得以暫時平息，學生們又回歸教室上起課來。但每一位師生都感覺到，此時整個西南聯大的情形已與往昔大不相同了，冥冥中似有一種勾心引魂的神秘東西在校園遊蕩飄浮，令師生心神不寧且有相互疏遠防範的感覺，原來那種溫馨浪漫、團結和睦的氣氛已隨霧飄散，無處尋覓。這個感覺刻骨銘心，令大多數師生難以忘卻。許多年後，馮友蘭在回憶這段生活時說：“一二·一運動結束以後，聯大在表麵上平靜無事了，其實它所受的內傷是很嚴重的，最嚴重的就是教授會從內部分裂了，它以後再不能在重大問題上有一致的態度和行動了。從五四運動以來多年養成的教授會的權威喪失殆盡了。原來三校所共有的‘教授治校’的原則，至此已成為空洞的形式，沒有生命力了。”[50]一個生命體自有其誕生、成長、衰老、死亡的過程，一旦消失不會再有。此時的聯大已走到了生命階段的盡頭，任何努力已無法挽回曾經有過的繁盛與強勁的局麵。而擺在聯大教授會麵前的當務之急，不是愈合內傷，重整旗鼓，再建“教授治校”的威信和威力，而是解散聯大，三校各自設法返回平津，再造未來之新局。
4月12日，西南聯大在清華辦事處召開教授會議，由梅貽琦報告籌備複員事宜。按此前傅斯年與梅貽琦通信中的設想，鑒於陸海空交通工具難以尋租，聯大繼續一學期，至9月後再始移動。這一計劃遭到了許多教授反對，教授們強烈要求按原計劃於5月10日開始遷移。
4月14日下午1時，西南聯大昆明校友會為歡送母校師長，在昆明大東門外臨江裏一七二號龍雲公館舉行校友話別會。據說選此地址乃聞一多的主意，為的是讓入會者睹物思人，喚起心中的悲憤之情，共有60餘位聯大教授和200多名學生參加了會議。會上，聞一多按慣例發表了演說，隻是此次比往昔更趨激烈。據當時的記錄顯示，聞一多在說過幾句客套話後，接著話鋒一轉，這樣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