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夜的精神煎熬,第二日,也就是1938年元旦,吳宓又記:與同事賀麟聯名電唁彥,文曰:“香港電局探交熊希齡夫人禮鑒。驚悉秉老仙逝,無任悲悼。至祈節哀順變,謹此唁慰。賀麟、吳宓。”因元旦電報局放假之故,唁電未能發出。“宓昨夜就寢之前,燃燈作長函致湖南教育廳長朱經農君,述愛彥之深情,及今茲悲悼之意。請其以彥現在情形及住址相告。此函竟未得複。今日又函毛子水君。長沙。旬日後得複,謂僅知香港熊寓為‘跑馬地,鳳輝台,十六號’雲雲。宓按鳳去台空,此地名亦不祥之征。此後兩月中,宓幾於無日無夕不思及彥。自覺我一生惟愛彥最為深至久長,熊公既歿,宓或可有機緣與彥重複舊好,終成眷屬乎。”(《吳宓日記》,第六冊)
因心中複燃的欲望加希望之火,吳宓開始給毛彥文寫信,以傾訴離別之苦,相思之情。同時向周圍的人訴說緣由,並尋求理解與同情。除同事賀麟等人外,吳還向因抗戰而遷往南嶽衡山的一位在軍事委員會秘書廳當秘書,稱為鳧公的人訴苦。據吳宓1938年1月5日日記載:“除夕悲彥詩,宓曾以寫示鳧公。今日,鳧公偕其同僚來,未及敘談,乃約往訪。”1月7日,吳宓往訪鳧公,“鳧公贈宓詩二首,另錄宓《詩稿》中。最能道出宓對彥之情事。宓甚愛之,尤喜其‘可堪生死搖魂夢,死指熊公之歿。隻與悲歌曆夏秋。言宓之壯年、中年時期,如此過了,為伊葬送。’此二句至深刻也。鳧公在鄰近之村店中,款宓以酒飯。又久談。鳧公以為宓可存愛彥之心,但不必再去接近,與賀麟所見同”。從記述的口氣看,吳宓認為對方之言合理,自己也有下決心從此與毛一刀兩斷的意思。想不到事隔六天之後,吳就拿捏不住,開始連續往香港發信,向毛彥文發起狂攻。據吳宓日記載:“十三日,致彥一函,慰藉,並述宓三年來生活實況。十九日,又致彥一函,均寄港,約到港訪晤。蓋處今亂世,會晤極難。而宓今決由港、越航海入滇,乃為過港晤彥故耳。”(《吳宓日記》,第六冊)
麵對吳宓的舊情複發與雪片狀的信函,毛彥文均未理睬。待為熊老頭子辦完喪事,便回到國內工作。大部分精力投入慈善教育事業,並設紅十字總會於重慶,收容戰區流浪兒童及學生,在四川籌設了萬縣慈幼院,先後收容了大約5000名兒童及學生等,其間一度出任浙江省參議員。
麵對毛彥文緊捂不露的冷屁股,千古多情的吳宓卻要一根筋走到底,仍是情書不斷。在愛之愈切,愈求之不得的痛苦焦慮中,便有了吳宓的嘴巴在公共場合經常失控,在課堂上不自覺地扯到與毛彥文的陳年舊事上來,由此成為聯大師生飯後談資甚或取笑的故事。當然,除了課堂上,吳宓如同魯迅筆下的祥林嫂一樣,幾乎到了逢人便說毛彥文的病態境地。在南嶽、長沙、蒙自時代,一長串的人物聽取了他的“彙報”,到了昆明,更是日勝一日,且“彙報”的圈子已由文教界擴大到軍政界,與關麟征的交談就是一個顯例。
1940年,關麟征出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所部由湖北轉入雲南,駐守滇邊,司令部設在文山,在昆明有一個辦事處。關是陝西戶縣人,吳宓乃陝西涇陽人,兩縣相隔不遠,關吳二人算是陝西小同鄉。關經常在昆明辦事處所在地——崇仁街瘐園小住,閑來無事便在友人的介紹下,與當時住在昆明玉龍堆聯大宿舍的同鄉吳宓相識,隨後幾年間二人關係融洽,互有往還。此時吳宓仍緊追毛彥文不放,毛仍置之不理,每次寄去情書,均被原封不動退回,吳對此“百感交集,不勝悔痛”。正在這時,偏巧遇著一位談得來的關將軍,自然地要向這位同鄉一訴衷腸。據吳宓1941年1月22日的日記載:吳去瘐園回訪關麟征,其間“談甚歡,留晚飯。關君甚關心宓愛彥事,欲出力助成,俾宓與彥結合”。吳宓一聽這位總司令要親自出馬助自己好夢成真,大為感動,盡情暢述“對彥之往事”。這位關司令聽畢,以黃埔軍校出身的戰略家眼光“評判曰,統論全局,宓秉真情,彥用手段,宓之行動錯誤,彥之心術不端。宓是過,而彥是惡。彥隻欲指揮操縱宓,以表示其權力。宓倘1930年赴美,甚至1935年1月赴滬,均可婚彥。但婚後結果恐不佳,終致決裂”。最後,關麟征總結三年來毛彥文對吳宓的做法和態度,認為“其三年來對宓之行事一貫,始終隻是極自私而冷淡地將宓推開,隻恐沾染受損,絕無絲毫為宓設想之意。故宓如再對彥進行,必無結果,故宜毅然將彥事宣告終結,另尋佳偶”(《吳宓日記》,第八冊),以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