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別重逢的師徒二人相會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聞一多決定先把孩子送回老家再做其他的打算。此時的臧克家也不敢久留，於7月19日悄悄回返山東臨清。想不到在前門火車站，又與聞一多不期而遇了。按臧氏的說法，匆忙混亂中，隻見聞一多“帶兩個大孩子，擠不上車去。一個搬運夫（紅帽子）用全力，極為緊張地幫聞先生一家擠進了車廂，聞先生把五塊一張的鈔票交到這個苦力的手裏，我看見這情況，十分感動。這隻手，代表一顆心嗬”。在車裏稍做安頓之後，臧克家問道：“聞先生，您帶的東西很少，那些書呢？”聞一多聽罷，“哦”了一聲，而後歎口氣麵色沉重地說：“國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丟，幾本書算得了什麼？！我隻隨身帶了點重要的稿件。”[30]
聞、臧師徒與幾個小孩一同到天津，而後沿津浦路南下。車到德州站，臧克家起身告別，師徒二人相互道著“珍重”與“再見”，誰知這一別竟成永訣。
汽笛響起，火車喘著粗氣緩緩開動，聞一多繼續南下，臧克家回到了臨清中學。兩個月後，宋哲元的二十九軍石友三部退到臨清，位於魯西北的這座古城四處遊蕩著潰退的殘兵敗將，凶悍的日軍即將兵臨城下，一時人心惶惶，爭相收拾行李家器奪城而出，向南逃命。臨清中學不得不宣布停課放假，師生四散逃亡。臧克家把不能帶走的書籍什物，分別包裝，存放在一個學生家中，而特別寶貴的兩件東西則隨身攜帶。一件是在北平清華園拜訪時，聞一多親自簽名贈送的一本《死水》詩集；另一件是祖傳的“六臣本”《文選》。倉皇之際，學生們一批又一批前來辭別，師生相見，麵色沉鬱，相對無言。許多年後，臧克家記下了這個令人痛心悲傷的離別場麵：“有一個詩人氣質濃重的女孩子，我給她起名‘逸君’的，低著頭，在一張紙上寫著：‘克師，永別了！’忽然又抬起頭來，眼中射出一道希望的光芒，又寫下了‘真的永別了嗎’這六個大字……我們從聊城，步行到濟南，過黃河的時候，正值夕陽西下，坐在渡船上心緒萬端，感慨不已。黃河嗬，幾時再渡船過你北上嗬？”[31]
隨著抗日戰爭全麵爆發，臧克家自濟南一路輾轉來到重慶，繼續從事文藝創作，並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活動，創作出版了《我的詩生活》等詩作。而聞一多則由湖北老家別婦離雛隻身一人奔赴長沙臨時大學任教，未久又與300餘名師生一道徒步經湘黔之境來到雲南蒙自與昆明西南聯大。與他一同前往蒙自與昆明的，還有另一位弟子——陳夢家。
陳夢家隨聞一多辭別青島大學來到北平，未做聞的助手，而是進入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當學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在青島大學時就對古文字學發生了興趣。為了這一興趣，他決定繼續求學，力爭在這門專業上有所造詣。一年之後，陳因生活所迫，赴安徽蕪湖任中學國文教員。這段時間，熱河省淪入日寇鐵蹄之下，華北形勢危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關頭，出於對家國存亡的關注，陳夢家先後完成並出版了《陳夢家作詩在前線》與《鐵馬集》，其中有兩首氣勢磅礴，充滿血性與愛國激情的長詩引起社會各界的矚目並傳誦一時，在《泰山與塞外的浩歌》這首長達800餘行的長詩中，陳夢家吟道：
萬裏長城！告訴我你龍鍾的腰身裏
收藏多少鋒鏑；告訴我那些射箭的
英雄他們英雄的故事；告訴我巍然
無恙的碉樓如今更望得見多遠
——有我漢家的大旗在蒼茫間飛揚
字裏行間頗有岑參邊塞詩的恢宏氣魄，內中的情緒充溢著激越昂揚的民族精神。其時，無論是詩的風格、深度與壯闊氣象，都與新月派那輕歌曼語、風花雪月大相徑庭了。後世研究者普遍認為，這正是陳夢家由一個純粹的新月派詩人向一個文學家、古文字學家與古史研究專家、學者過渡的象征。
1934年，陳夢家重新回到燕京大學，攻讀著名古文字學家容庚教授為導師的古文字學研究生，正式開始由一個詩人向學者的蛻變。1936年畢業並獲得碩士學位後，留校擔任助教。也就在這一時期，陳夢家從曆年所創作的詩中精選出23首，結集為《夢家詩存》，算是對此前寫詩成就的一個了結，也是對讀者的一個交代。自此之後告別詩壇，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古文字與古史研究之中，向著學術的高峰奮力攀進。正如他1956年在《尚書通論·序》中所說：“我於二十五年因研究古代的宗教、神話、禮俗而治古文字，由於古文字學的研究而轉入古史研究。”對於這一轉變，作為老師的聞一多不但沒有失望，反而認為這才是一個有才華和誌向的青年追求的正途而大加鼓勵。陳夢家由詩人一變而為甲骨文研究者，而且頗有發現，聞一多在激賞之餘，曾對好友梁實秋不止一次地說過：“一個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工者陳夢家算是一個成功的例子。”而梁氏則認為：“他們師生二人彼此之間相互影響必定甚大。”[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