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別重逢的師徒二人相會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聞一多決定先把孩子送回老家再做其他的打算。此時的臧克家也不敢久留,於7月19日悄悄回返山東臨清。想不到在前門火車站,又與聞一多不期而遇了。按臧氏的說法,匆忙混亂中,隻見聞一多“帶兩個大孩子,擠不上車去。一個搬運夫(紅帽子)用全力,極為緊張地幫聞先生一家擠進了車廂,聞先生把五塊一張的鈔票交到這個苦力的手裏,我看見這情況,十分感動。這隻手,代表一顆心嗬”。在車裏稍做安頓之後,臧克家問道:“聞先生,您帶的東西很少,那些書呢?”聞一多聽罷,“哦”了一聲,而後歎口氣麵色沉重地說:“國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丟,幾本書算得了什麼?!我隻隨身帶了點重要的稿件。”[30]
聞、臧師徒與幾個小孩一同到天津,而後沿津浦路南下。車到德州站,臧克家起身告別,師徒二人相互道著“珍重”與“再見”,誰知這一別竟成永訣。
汽笛響起,火車喘著粗氣緩緩開動,聞一多繼續南下,臧克家回到了臨清中學。兩個月後,宋哲元的二十九軍石友三部退到臨清,位於魯西北的這座古城四處遊蕩著潰退的殘兵敗將,凶悍的日軍即將兵臨城下,一時人心惶惶,爭相收拾行李家器奪城而出,向南逃命。臨清中學不得不宣布停課放假,師生四散逃亡。臧克家把不能帶走的書籍什物,分別包裝,存放在一個學生家中,而特別寶貴的兩件東西則隨身攜帶。一件是在北平清華園拜訪時,聞一多親自簽名贈送的一本《死水》詩集;另一件是祖傳的“六臣本”《文選》。倉皇之際,學生們一批又一批前來辭別,師生相見,麵色沉鬱,相對無言。許多年後,臧克家記下了這個令人痛心悲傷的離別場麵:“有一個詩人氣質濃重的女孩子,我給她起名‘逸君’的,低著頭,在一張紙上寫著:‘克師,永別了!’忽然又抬起頭來,眼中射出一道希望的光芒,又寫下了‘真的永別了嗎’這六個大字……我們從聊城,步行到濟南,過黃河的時候,正值夕陽西下,坐在渡船上心緒萬端,感慨不已。黃河嗬,幾時再渡船過你北上嗬?”[31]
隨著抗日戰爭全麵爆發,臧克家自濟南一路輾轉來到重慶,繼續從事文藝創作,並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活動,創作出版了《我的詩生活》等詩作。而聞一多則由湖北老家別婦離雛隻身一人奔赴長沙臨時大學任教,未久又與300餘名師生一道徒步經湘黔之境來到雲南蒙自與昆明西南聯大。與他一同前往蒙自與昆明的,還有另一位弟子——陳夢家。
陳夢家隨聞一多辭別青島大學來到北平,未做聞的助手,而是進入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當學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在青島大學時就對古文字學發生了興趣。為了這一興趣,他決定繼續求學,力爭在這門專業上有所造詣。一年之後,陳因生活所迫,赴安徽蕪湖任中學國文教員。這段時間,熱河省淪入日寇鐵蹄之下,華北形勢危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關頭,出於對家國存亡的關注,陳夢家先後完成並出版了《陳夢家作詩在前線》與《鐵馬集》,其中有兩首氣勢磅礴,充滿血性與愛國激情的長詩引起社會各界的矚目並傳誦一時,在《泰山與塞外的浩歌》這首長達800餘行的長詩中,陳夢家吟道:
萬裏長城!告訴我你龍鍾的腰身裏
收藏多少鋒鏑;告訴我那些射箭的
英雄他們英雄的故事;告訴我巍然
無恙的碉樓如今更望得見多遠
——有我漢家的大旗在蒼茫間飛揚
字裏行間頗有岑參邊塞詩的恢宏氣魄,內中的情緒充溢著激越昂揚的民族精神。其時,無論是詩的風格、深度與壯闊氣象,都與新月派那輕歌曼語、風花雪月大相徑庭了。後世研究者普遍認為,這正是陳夢家由一個純粹的新月派詩人向一個文學家、古文字學家與古史研究專家、學者過渡的象征。
1934年,陳夢家重新回到燕京大學,攻讀著名古文字學家容庚教授為導師的古文字學研究生,正式開始由一個詩人向學者的蛻變。1936年畢業並獲得碩士學位後,留校擔任助教。也就在這一時期,陳夢家從曆年所創作的詩中精選出23首,結集為《夢家詩存》,算是對此前寫詩成就的一個了結,也是對讀者的一個交代。自此之後告別詩壇,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古文字與古史研究之中,向著學術的高峰奮力攀進。正如他1956年在《尚書通論·序》中所說:“我於二十五年因研究古代的宗教、神話、禮俗而治古文字,由於古文字學的研究而轉入古史研究。”對於這一轉變,作為老師的聞一多不但沒有失望,反而認為這才是一個有才華和誌向的青年追求的正途而大加鼓勵。陳夢家由詩人一變而為甲骨文研究者,而且頗有發現,聞一多在激賞之餘,曾對好友梁實秋不止一次地說過:“一個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工者陳夢家算是一個成功的例子。”而梁氏則認為:“他們師生二人彼此之間相互影響必定甚大。”[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