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年底，張道藩偕蔣碧微去了台灣，而徐悲鴻和孩子們都留在了大陸。在台灣的張道藩先後出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中華日報》董事長、台灣當局“立法院院長”等職。由於張有一位名義上的法國妻子，在台生活的20年裏，張與蔣始終未能正式結婚，隻保持了尷尬的小蜜或曰二奶或曰情人的關係。蔣碧微因妾身未明，不能與張一同公開出入社交場所，隻能置身籠中像小鳥一樣生活，身心備受煎熬。後來蘇珊母女去了澳大利亞養病，張乃得以和碧微同居一室。1958年暫時分手，但再也沒有重回一起，一對癡男情女在20世紀的中國風雨激驟的舞台，上演了一曲頗具另類特色卻又動人衷腸的生死戀歌。
張道藩的一生，除作為國民黨高級政客之外，另有《近代歐洲繪畫》《自救》《自誤》《殺敵報國》《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酸甜苦辣的回憶》等作品行世。1968年，蔣碧微在台北三軍總醫院送走了張道藩。之後她把自己一生所愛、所為、所思，寫成了近50萬字的回憶錄，上篇取名為《我與悲鴻》，下篇取名《我與道藩》，曾在港島、台灣及海外華人圈轟動一時，成為暢銷書。1978年，蔣碧微在台北去世。也許是為了回應海峽對岸的蔣碧微的回憶文字，1982年，徐悲鴻在大陸的寡妻廖靜文完成並出版了《我的回憶——徐悲鴻的一生》。廖文行文流暢，有些史實首次披露，全書頗為感人，但對徐蔣婚變中的碧微成見太深，而對徐不置微詞，此舉盡管“情有可原”，但畢竟是一大缺憾。
當年張道藩到青島大學任職，是受楊振聲校長聘請，此時張在國民黨CC係中已嶄露頭角，大有青雲直上之勢，他的一舉一動在教育界顯得格外敏感。據梁實秋說，楊振聲為此曾私下向他解釋過：“道藩先生一向從事黨務工作，由他來主持教務，也可以加強學校與中央的聯係。”隻是“這話說得很含蓄”。（《悼念道藩先生》）可見在當時的環境裏，有些隱情是不可以公開向世人道的。
[16][18][29][30][31]臧克家《悲憤滿懷苦吟詩》，載《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3期。
[20]載《沈從文全集》，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出版。
[21][22]沈從文傳》，[美]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著，符家欽譯，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年出版。
[23]雷頤《站在革命對立麵的聞一多是如何轉變的》，載《北京日報》，2003年5月19日。
[33]《致臧克家》，載《新文學史料》，1985年第1期。
[34]《朱自清來函關於係內人事安排事》（1937年10月16日，南嶽—長沙），黃延複整理，載《近代史資料》，第4頁，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2002年出版。（南按：陳夢家入校後，原東南大學已改為中央大學。）
[35]聞一多不再寫作新詩而鑽入“故紙堆”從事學術研究之後，許多文人騷客對這一頗有識見的選擇不以為然。抗戰期間，其早年的詩作一度受到雲集重慶的新一代左派詩人與所謂詩歌理論家的非議。對此，聞大為激憤與惱怒，他在1943年11月25日給當時正在重慶“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任職的學生臧克家的信中，淋漓盡致地表達了自己的人生觀與學術觀，並不無嘲諷地說：“你們作詩的人老是這樣窄狹，一口咬定世上除了詩什麼也不存在。有比曆史更偉大的詩篇嗎？我不能想象一個人不能在曆史（現代也在內，因為它是曆史的延長）裏看出詩來，而還能懂詩。在你所常詛咒的那故紙堆內討生活的人原不隻一種，正如故紙堆中可討的生活也不限於一種。你不知道我在故紙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麼，它的目的何在，因為你跟我的時候，我的工作才剛開始。（這可說是你的不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