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部大著的論證中，華羅庚對世界級的數學大師、蘇聯的維諾格拉多夫的方法做了改進和簡化，向世人展示了華氏在關於“素數變數的三角和估計問題”及其在“華林—哥德巴赫問題”上的超人才華。書稿完成後，華羅庚寄交重慶，由教育部組織一流的數學家進行審閱。當老一輩傑出的數學家何魯冒著灼人的暑熱，在一幢小樓上揮汗審閱時，幾度擊案叫絕。稍後，中國數學界對華氏的專著給予崇高評價，這部著作也因此榮獲國民政府教育部1941年（第一屆）自然科學類一等獎（僅一名），華羅庚由此成為中國的“數論之父”。同年，華氏把手稿寄給蘇聯的維諾格拉多夫親自審閱，對方以高度的驚喜之情電複：“我們收到了你的優秀專著，待戰爭結束後，立即付印。”1947年，蘇聯科學院以斯捷克洛夫數學研究所第22號專著的序列，出版了華氏的著作，整個世界數學界為之震動，美國芝加哥科學技術博物館特地為華羅庚塑像，並列為世界88位數學偉人之一。當年熊慶來的預言終於成為現實，華羅庚異軍突起，一躍成為世界數學領域一顆光彩奪目的明星。
成為明星的華氏沒有就此止步，又開始了矩陣幾何等方麵的研究，向更宏闊邈遠的領域邁進。許多年後，當華羅庚回憶在昆明陳家營與聞家同室居住並雙雙取得輝煌成果的往事時，不禁欷歔感歎，曾賦詩一首，借此表達了兩位教授在艱難團苦中的不屈精神與深厚情誼：
掛布分屋共容膝，
豈止兩家共坎坷。
布東考古布西算，
專業不同心同仇。[20]
1941年夏，聞一多攜家離開了陳家營，搬到茅地村一個破廟裏暫住。秋，又搬到昆明北郊一個不大的叫司家營的村子居住，這是聞家在昆明住得最久的一個地方，差不多有三年時間，也是聞一多由一個學者變為“鬥士”極其關鍵的轉捩點。梁實秋在他的回憶文章中所說的自己並不知曉的聞一多如何成為“鬥士”，如何鬥，和誰鬥，鬥到何種程度，鬥出什麼名堂等一切“鬥”緣，都在這裏肇始並留下了清晰的曆史印痕。
1944年西南聯大舉行五四文藝晚會，聞一多發表了題為《新文藝與文學遺產》的講演，這是聞一多正式走到前台亮相，由學者轉變為一位政治“鬥士”的重要標誌。後來，聞一多離開了司家營，攜家來到了他兼課的昆華中學居住。自此，政治風潮愈演愈烈，聞氏以他的詩人性格，於風急浪高中踏著浪尖前行，終於被滾滾洪流掀翻身亡，沉入九泉之下。
事實上，作為國民政府參政員的梁實秋通過楊振聲等人的口，對聞一多的情形還是略知一二的。按梁實秋和梅貽琦等人的看法，聞一多之所以成為“鬥士”，主要與他生活窮苦有關，當然還有中共地下組織的暗中拉攏與助力，盡管二者不能形成決定性的因果關係，至少二者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
聯大教授的窮苦，無論在當時還是之後的若幹歲月，都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正如梁實秋所言：“抗戰期間除了那些有辦法的人之外誰又不窮苦？一般的公教人員誰不是按月領取那兩鬥平價米？不過一多好像是比別人更窮苦些，因他家裏人口多。他共有八個孩子。”[21]（南按：陸續有二女一子夭亡，存活三子二女，所說的在昆明時一家八口是指聞氏一家七人另加一女傭。）那個時候的中國人還沒有像許多年之後的中國大陸實行計劃生育，受遠古時期流傳“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等聖人之言浸淫，大家閑來無事，便鉚足了勁搞生孩子比賽，多者自然成為贏家，少者自是輸家，若生不出一個男孩，則被時人稱為“老絕戶頭兒”，等於是失敗的人生。多災多難的中國大地上，一個又一個大家庭隨之產生。而在地雖大但物不博，積貧積弱，正處於物價飛漲的戰時的中國，作為家庭的支撐者，在經濟方麵所承載的壓力之巨與心理之苦痛自是可想而知。
從可考的資料觀察，聞一多在戰前的清華園時代，雖生活條件優越，鑒於人口眾多這一特殊曆史原因，似無多少積蓄。一個明證就是戰爭爆發後，學校決定師生由長沙撤往昆明，聞一多主動選擇和學生一起步行這一事實。此前外界的宣傳大多是說聞氏當年之所以如此是內心裝著如何偉大崇高的理想與道德，才決意隨團步行赴昆，事實並不盡如此。行前，聞一多在給其兄聞家驥的信中說得清楚：“此間學生擬徒步入滇，教員方麵有楊金甫、黃子堅、曾昭掄等五六人加入因一則可得經驗，二則可以省錢。……校中本擬發給教員路費六十五元，由香港取道安南入滇，步行者則一切費用皆由校備，不知路費是否照發，若仍照發，則此款可以幹落矣。”[22]同年2月16日，聞一多寫給父親的信中，再次說道：“前函雲乘汽車經桂林赴滇，今因費用過巨之故，仍改偕學生步行。”[23]信中可以看出，得經驗與得金錢皆是促其步行的因由，而經濟方麵的考慮更大。此時離盧溝橋事變才半年的時間，物價並沒有像後來那樣如脫韁野馬一路飛騰，陳寅恪詩中所說“淮南米價驚心問，中統銀鈔入手空”的局麵，則是1940年之後的事情。假若戰前聞氏手頭有些積蓄，何以會為65元路費而做出千裏步行的決定，並視為一件要事專門向家人作書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