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歸國
1946年7月4日，胡適乘坐的郵輪經過30天海上風吹浪搖終於靠近了上海港。煙雨迷蒙中，日思夜想的故國神州就在眼前。站在甲板上的胡適，手搭涼棚，眺望眼前這座在戰火兵燹中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城市，感慨萬千。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下午三點，船在吳淞口外遠遠的就下錨了。大雨。
天晴後，八點一刻，海上晚霞奇豔，為生平所少見。
九年不見祖國的落日明霞了！[1]
簡短的記述，蘊含著濃鬱的詩情畫意，透出了胡氏對家國的眷戀與重返故土酣暢快活的激越心境，同時也隱約折射出異國他鄉多年生活奔波的辛酸與悲涼——八年前，當他以瘦弱身軀，在熊熊燃燒的戰火中踏上輪船甲板即將起程遠離祖國的時候，沒想到會在今天這樣一個晚霞夕照的時刻重新踏上故國的土地。
第二天下午，胡適離開郵輪乘兒子胡祖望引領的小船登岸，在一群報館記者簇擁下來到上海市政府大廳，出席上海市長吳國楨做東的歡迎宴會。席間，胡適發表簡短談話，當記者問起在美國近九年的情狀和感受時，一直麵帶微笑的胡適竟一時語塞，不知從何說起。八年零八個月的艱難辛酸，寵辱哀榮，已鬱結為一枚堅硬苦澀的青橄欖留在他的內心深處，其心境與感受隻可意會，難以言傳，尤其是在剛剛踏上故國土地，激動亢奮的曆史時刻更難出口。此事可謂孩子沒娘——說來話長，絕不是此前胡適自嘲自怨的“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所能概括得了的。
在抗戰前的六年中，國人皆知胡適是主和派政治集團的一員驍將，曾竭力主張通過談判和國際調解與日本講和，盡力避免對日戰爭，直到受命出使美國才改變了這一頑固立場。多少年後，世人通過陸續披露的密信或內部檔案材料才略有窺知，抗戰前的胡適尚沒有傻到把國家命運全部押到與日本謀“和”這盤棋上，在主“和”的同時，同樣清醒地認識到，中日戰爭或早或晚不可避免地總要爆發，也就是台灣前國民黨主席連戰的祖父連橫於1936年春在滬所遺留“今寇焰逼人，中日終必有一戰”的著名預言。中日雙方利害關係，就連前清遺老連橫老朽都能看出，何況集中西學問之大成的新派士林盟主胡適？在胡的思想觀念中，除了一個為國家的最大利益負責任的主和的“和”字，又有另一個主動迎接戰爭的思考和計劃。
早在1935年6月27日夜，胡適在給王世傑的一封長信中就表達了對時局的認識與戰略構想，並精辟地預言中國需要一個長時期的抗戰過程，方可促成英、美在太平洋與日本開戰的可能，信中說：“在最近期間，日本獨霸東亞，為所欲為，中國無能抵抗，世界無能製裁。這是毫無可疑的眼前局勢。”若中國局勢發生逆轉，隻能寄希望於“一個很遠的將來”。其理由是，日本因滋生了一個狂妄而危險的圖謀稱霸世界的野心，最終將激怒英美，到那時，“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慘的大戰，可以作我們翻身的機會”。又說：“我們必須要準備三四年的苦戰。我們必須咬定牙根，認定在這三年之中我們不能期望他國加入戰爭。我們隻能期望在我們打得稀爛而敵人也打得疲於奔命的時候，才可以有國際參加與援助。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可以促進那不易發動的世界二次大戰。”[2]
這封信向世人揭示了一個埋沒日久的秘密，也消融了時人或後人對胡適的部分誤解。可以說，至少在寫這封信的時候，胡適就意識到形勢比人強的世界發展大勢，開始修正他此前一味主“和”的觀點，並天才地預見到了未來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家、地點、時間。隻是鑒於當時蔣介石心中“等我預備好了再打”的算盤尚未擯除，加之這個“世界二次大戰”的預言與現實尚有一段遙遠的距離，或者說仍處於霧中看花階段，胡適不便公開表白自己的觀點。但這一奇崛的戰略構想，無疑已在他的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並成為麵對未來的希望所在。
1938年10月5日，胡適由歐洲返華盛頓就職視事，住進“雙橡園”大使館官邸。翌日拜謁美國國務卿，27日向羅斯福總統遞呈國書，自此正式以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的身份開始了外交活動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