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章 殘陽如血(1)(1 / 3)

胡適歸國

1946年7月4日,胡適乘坐的郵輪經過30天海上風吹浪搖終於靠近了上海港。煙雨迷蒙中,日思夜想的故國神州就在眼前。站在甲板上的胡適,手搭涼棚,眺望眼前這座在戰火兵燹中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城市,感慨萬千。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下午三點,船在吳淞口外遠遠的就下錨了。大雨。

天晴後,八點一刻,海上晚霞奇豔,為生平所少見。

九年不見祖國的落日明霞了![1]

簡短的記述,蘊含著濃鬱的詩情畫意,透出了胡氏對家國的眷戀與重返故土酣暢快活的激越心境,同時也隱約折射出異國他鄉多年生活奔波的辛酸與悲涼——八年前,當他以瘦弱身軀,在熊熊燃燒的戰火中踏上輪船甲板即將起程遠離祖國的時候,沒想到會在今天這樣一個晚霞夕照的時刻重新踏上故國的土地。

第二天下午,胡適離開郵輪乘兒子胡祖望引領的小船登岸,在一群報館記者簇擁下來到上海市政府大廳,出席上海市長吳國楨做東的歡迎宴會。席間,胡適發表簡短談話,當記者問起在美國近九年的情狀和感受時,一直麵帶微笑的胡適竟一時語塞,不知從何說起。八年零八個月的艱難辛酸,寵辱哀榮,已鬱結為一枚堅硬苦澀的青橄欖留在他的內心深處,其心境與感受隻可意會,難以言傳,尤其是在剛剛踏上故國土地,激動亢奮的曆史時刻更難出口。此事可謂孩子沒娘——說來話長,絕不是此前胡適自嘲自怨的“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所能概括得了的。

在抗戰前的六年中,國人皆知胡適是主和派政治集團的一員驍將,曾竭力主張通過談判和國際調解與日本講和,盡力避免對日戰爭,直到受命出使美國才改變了這一頑固立場。多少年後,世人通過陸續披露的密信或內部檔案材料才略有窺知,抗戰前的胡適尚沒有傻到把國家命運全部押到與日本謀“和”這盤棋上,在主“和”的同時,同樣清醒地認識到,中日戰爭或早或晚不可避免地總要爆發,也就是台灣前國民黨主席連戰的祖父連橫於1936年春在滬所遺留“今寇焰逼人,中日終必有一戰”的著名預言。中日雙方利害關係,就連前清遺老連橫老朽都能看出,何況集中西學問之大成的新派士林盟主胡適?在胡的思想觀念中,除了一個為國家的最大利益負責任的主和的“和”字,又有另一個主動迎接戰爭的思考和計劃。

早在1935年6月27日夜,胡適在給王世傑的一封長信中就表達了對時局的認識與戰略構想,並精辟地預言中國需要一個長時期的抗戰過程,方可促成英、美在太平洋與日本開戰的可能,信中說:“在最近期間,日本獨霸東亞,為所欲為,中國無能抵抗,世界無能製裁。這是毫無可疑的眼前局勢。”若中國局勢發生逆轉,隻能寄希望於“一個很遠的將來”。其理由是,日本因滋生了一個狂妄而危險的圖謀稱霸世界的野心,最終將激怒英美,到那時,“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慘的大戰,可以作我們翻身的機會”。又說:“我們必須要準備三四年的苦戰。我們必須咬定牙根,認定在這三年之中我們不能期望他國加入戰爭。我們隻能期望在我們打得稀爛而敵人也打得疲於奔命的時候,才可以有國際參加與援助。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可以促進那不易發動的世界二次大戰。”[2]

這封信向世人揭示了一個埋沒日久的秘密,也消融了時人或後人對胡適的部分誤解。可以說,至少在寫這封信的時候,胡適就意識到形勢比人強的世界發展大勢,開始修正他此前一味主“和”的觀點,並天才地預見到了未來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家、地點、時間。隻是鑒於當時蔣介石心中“等我預備好了再打”的算盤尚未擯除,加之這個“世界二次大戰”的預言與現實尚有一段遙遠的距離,或者說仍處於霧中看花階段,胡適不便公開表白自己的觀點。但這一奇崛的戰略構想,無疑已在他的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並成為麵對未來的希望所在。

1938年10月5日,胡適由歐洲返華盛頓就職視事,住進“雙橡園”大使館官邸。翌日拜謁美國國務卿,27日向羅斯福總統遞呈國書,自此正式以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的身份開始了外交活動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