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問題，不能不痛不癢，必須盯住要害，用智化之，否則就會做出許多無用功。康熙是一個盯住要害，左攻右擊的大師，他在複雜的局勢下，能夠以“清醒”兩字要求自己，排兵布陣，虛實結合，正反錯位，故絕無閃失之處。
“權力”實為政治之核心，倘若大權旁落，縱有天子之位，是難以讓人接受的。康熙帝極為重視中央集權，時刻注意加強其絕對之權威，從而得以六十一載操控天下。抑製諸王公的政治、經濟特權，並借機予以懲治，目的在於削弱諸王公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響，保護皇上的權威避免令出多門，一百個和尚亂當家。凡是被削爵的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等，同時也削去了議政和宗人府的職務，並全部或部分撤銷他們的所屬佐領。
雖然這些被削王公的爵位一般仍由他們的兒侄承襲，但新被封的諸王公的地位和影響已遠遠不能與其父輩相比。康熙貶抑諸王公的明顯效果是，宗室諸王中的子侄一輩的年齡年輕的居多，並且都沒有任何軍功，而在一向崇尚武功的滿族社會裏，如果沒有任何軍功，或者雖有軍功而又遭壓抑，未得表彰，那就很難在社會上嶄露頭角，也不會得到屬下的信服與敬重。《詩》有所謂：“天生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意思是說：“天下的人民大眾，有事物有功業有法則有效法。人民常有的心情，就是愛好有德有功勞的人。”
對年輕諸王的狀況康熙也並不很滿意，二十二年欽交諸王名單時，康熙帝曾對掌宗人府的安親王嶽樂說：“朕觀此中絕少成材者，雖點行圍（巡察和打獵），豈能效力；且觀其上朝時，異陋（見識淺陋）不嫻禮節，惟外飾虛貌，實無所有。其所以至高位者，不過承祖、父之蔭耳，曾有著績行陣者耶！我先世曾見此然否？應嚴飭令其悛改，務矢誌奮勉。”孟子說：“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現代文是：“打仗時戰鼓隆隆，刀對刀，槍對槍地搏鬥，敗的一方丟盔棄甲拖著兵器逃跑。有的逃了一百步而停下來，有的跑了五十步便停下來。那些逃跑後退了五十步的人嘲笑跑一百步的人怯懦，結果會怎麼樣？”康熙皇帝八歲就登基，卻對年幼的王公諸臣不滿意，按這樣說，似乎該是五十步笑百步了。其實，康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年齡小也沒什麼，年齡大也未必好。就是那位年齡較大並有軍功的安親王嶽樂，在二十四年五月，也因為隱瞞一個外藩蒙古喇嘛，被康熙革去議政及掌宗人府事職務，並罰俸三年。
康熙抑製和削奪諸王公的特權，使得參與議政的宗室諸王人數日益減少。康熙十一年議政宗室諸王有：和碩康親王傑書、和碩莊親王博果鐸、和碩安親王嶽樂、多羅惠郡王博翁果諾、多羅溫郡王孟峨、掌宗人府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宗人府左宗正多羅貝勒察尼、多羅貝勒董額、多羅貝勒尚善等人。同年十二月，莊親王死，惠郡王、溫郡王等上疏辭去了議政職務。其他諸王也先後被罷去議政職務。到二十四年，原有的議政宗親王就隻剩傑書一人了。傑書在三十六年死，到了這時候，康熙朝中就沒有議政王，而隻剩下議政大臣了。這樣，八旗合議的機構就已不複存在，成了掌握在皇帝手中的一種普通議政機構。
為了提高皇權，除借懲辦違法王公之外，康熙還采取扶植自己的親兄弟和皇子的手段。如封自己的親兄弟和兒子以爵位，令其參與議政領兵出征，管理旗務等。
康熙六年封福全為裕親王，十年封常寧為恭親王。並分給佐領，命參與議政。
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噶爾丹進犯至烏蘭布通（即今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康熙廢棄以往必派軍功勳舊諸王領兵出征的慣例，而命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以皇長子允為副，出古北口；命恭親王常寧為安遠大將軍，以簡親王喇布、多羅信郡王鄂紮副之，出喜峰口，迎戰噶爾丹。三十五年二月，康熙帝又親征噶爾丹，分兵三路，自統中路大軍，下轄八旗大營，皇七子允領鑲黃旗大營，皇五子允領正黃旗大營，皇四子胤領正紅旗大營，皇三子允祉領鑲紅旗大營。此外，又命皇長子允與索額圖共領八旗前鋒、漢軍火器營、四旗察哈爾及綠旗軍先行。這一陣勢，進一步改變了開國諸王公掌握用兵大權的傳統。俗話說：“打虎得是親兄弟，上陣還是父子兵。”不過，康熙不是為了打仗，而是為了掌權。
五十七年十月，康熙帝降旨指責各旗都統、副都統耽於安逸，曠廢公務，因而指定皇七子淳郡王允辦理正藍旗滿洲、蒙古、漢軍三旗旗務；皇十子敦郡王允祈辦理正黃旗滿洲、蒙古、漢軍三旗旗務；皇十二子貝子允辦理鑲黃旗滿洲、蒙古、漢軍三旗旗務；這樣，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八旗的王公貝勒的權力，使八旗進一步直屬皇帝統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