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之有效的管人之道有多種，其中以仁聚人，壯大自己的實力尤為重要。可以做一個對比：曹操管人推崇權力，運用正反等手段，機權詐略，將獲取自己的實力作為明確的目標。相比之下，劉備管人推崇仁義，運用忠信禮義等手段，降心服誌，名正言順地獲取仁德之政，更加高明。因為，在一個社會中，名聲是最大的本錢，也是管人之術中的硬通貨。
崇尚仁權管人之術的核心就是提倡仁義道德，通過教化的方式來進行治理。劉備自己曾對龐統說道：“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由此可以看出，曹操與劉備的區別不僅在個人的素質上，也在於他二人實行的不同的統治術上。
劉備為什麼要運用仁權之術，而不是采用霸權之術呢？
首先，劉備認為，自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兩漢的正統，仁義道德思想深入人心，一整套適應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觀念基本形成，忠孝節義成為人們普遍遵循的基本道德規範，自己要匡扶漢室，隆興漢家天下，就必須從道義的角度為自己積累政治資本，“仁德”之旗號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其次，從劉備的出身及地位來看，也最適合以“仁德”為本。劉備雖出身於貴族家庭，但已破落，從小便淪落在社會的下層，與其母以織席販鞋為生，深知民間疾苦。然而他卻誌向遠大，從未忘懷他是帝室之胄的血統，少小立誌要幹一番大事業。東漢末年，劉備目睹世事黑暗，宦官專權，皇帝暗懦，軍閥割據，民不聊生，淒愴漢室的傾頹，“欲伸大義於天下”。但他本人手無尺寸之柄，既無權無勢，也無錢無人，沒有任何可以憑藉的基礎。惟有修身養性，以仁德信義號召天下，喚醒正義，以期救黎民於水火，扶漢室於危亡之中。所以，他走上了一條與曹操完全不同的救世治國之路。
劉備與曹操相比，也是有條件行仁權之術的。曹操是宦官家庭出身，就其血統來講不能稱高貴，從這個意義上講由他來匡扶漢室自然就沒有劉備名正言順，所以曹操也就不會去用仁義道德之類的旗號，他就是崇尚實力；劉備有高貴的血統，正統的血統觀念對人們的影響還是頗深的，這樣劉備就有了名分上的優勢。及至入西蜀而稱帝，也可以說是名正言順，絕不會像曹氏那樣被打上“篡權”的印跡。兩者行為和目的都是一樣，但效果卻相差甚遠，最關鍵的還是劉備始終都沾有正統的光。所以，仁義道德對劉備來講既是可以充分利用的工具，又是一把保護傘。
但是，在三國時代，僅僅靠仁權之術是不可能實現雄圖大略的。趙蕤在《反經》中說：“由此看來，在爭霸的時代實行王者的教化，就不合時宜了。在強國之世，實行霸者的威政，也是行不通的。若時逢人心狡詐，正道不行之世，卻要施行先王之道，廣泛推行德政教化，就好像是有小孩溺水，急等善泳者拯救，卻向其家人報告說趕快去救人一樣的荒謬。其本心可能是出於善良的動機，但能說他是‘通於時變’嗎？”
可見統治者要取得好的統治效果，最終達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須順應時事的變化，而不能固守一轍。陳壽講得很明確，劉備正因為不能變通，機權幹略不如曹操，所以隻能狹守一隅，而不能一申遠大宏偉的抱負。
不過劉備也不是等閑之輩，他也有“機權幹略”，在仁權之術下也要行霸權之術，諸如殺呂布、掩真心、取益州、入西川等等方麵也運用了權術。就連曹操也說：“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
“得人心者得天下”，如何來贏得人心以獲取民眾的支持和信任，這是事業取得成功的關鍵。這裏的人心有民心、軍心和將相之心，所以“攻心”是統禦術的核心。通過攻心，才能順民心、撫軍心和結將相之心，三心皆備不怕霸業不成。
在攻心的方式上，曹操與劉備具有不同特點。曹操攻心多威逼利用，軟硬兼施；而劉備攻心多仁以懷之，德以報之，信以用之。在曹操處，人們一般是迫於其權勢，而在劉備處，人們一般是心悅誠服地願隨之驅使。他“攜民渡江”、“要投江”，荊襄軍民感其德願誓死相隨；“摔阿鬥”、“遣眾將”以結將心，使眾將死心塌地為之效力；“三顧茅廬”表現其思賢若渴，以“魚水關係”待諸葛亮，使其感其心誠，願隨驅使，以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即使奪人之國，他首先考慮的還是“人心”，他不納龐統之策，反對“殺其主奪其國”，趁拒張魯之機，“厚樹恩德，以收眾心”，待民心安穩才起兵奪蜀，沿途不擾民，優待俘虜，極得人心。天下最為超群的謀算術五楊堅：雖現在不能，但總有一天頂天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