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兩極對峙向多極轉型中伴隨著單極與多極的碰撞。冷戰結束後，世界格局已從兩極向多極轉型，俄國學者葉夫根尼·巴紮諾夫就說：“全球化使各國相互依賴程度越來越高，以至將來不再會借助武力來解決矛盾，而是會越來越多地參與合作。美國人麵臨的將是一個在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基礎上進行合作的更為完善的多極世界。”參見《參考消息》2003年9月13日，3版。一言以蔽之，全球化必將造就多極世界。但是，美國卻憑借其軍事勢力在世界上強行推行單邊主義，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使美國的“單極”霸權思想昭然若揭。那麼，國際社會是否買美國的賬呢？事實的發展是國際社會根本不買美國的賬。豈止是不買賬，而且在向伊拉克動開的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碰撞，法國、德國以及俄國為了突顯自己是國際政治事務中的一“極”，而強烈地反對向伊拉克動武就是一例。在2003年9月23日聯合國大會的一般性，辯論中，各國領導人紛紛批評美國的單邊主義，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就激烈抨擊單邊主義的先發製人理論。參見《文彙報》2003年9月24日，3版。所以，在兩極對峙向多極轉型中雖然伴隨著單極與多極的碰撞，但世界多極化將是21世紀世界民族關係發展的大趨勢。麵對這種態勢，中國各民族以什麼身份認同為最佳呢？
2.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的有增無減，已成為世界公害。世界一下子從美蘇爭霸的羅網中掙脫出來，國際製約力和控製力下降，猶如潘多拉魔盒被打開一樣，原先被東西矛盾壓製著的各種次要或局部矛盾都被釋放出來了。於是種族衝突、民族矛盾、宗教紛爭、國家競爭等都成了國際恐怖主義這個妖孽肆虐的政治原因。而現代性所伴生的自身異化因素：生態平衡、人口爆炸、糧食短缺、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失業率居高不下等則成了國際恐怖主義橫流的社會溫床。就是在這種國際大背景下，20世紀80年代以後，從90年代開始，國際恐怖主義妖孽的肆虐，構成了日益增長的全球性危機和地區性威脅。“9·11”事件後雖然本·拉登“基地”組織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但恐怖主義的活動並沒有得到有效的遏製，由恐怖分子策劃和製造的巴厘島慘案，一直到2003年5月13日，車臣發生的自殺式恐怖事件都反映了恐怖主義的猖獗。因此，關心世界民族關係的人們無法樂觀。麵對這種態勢，中國各民族以什麼身份認同為最佳呢？
3.民族分離主義作為民族主義惡性發展的極端產物，對世界民族關係的發展負作用會越來越大。20世紀後半期在世界上掀起的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的衝擊波，產生的一個惡性後果，就是民族分離主義的蔓延。這種民族分離主義往往以暴力恐怖活動為特征。如前已提及的斯裏蘭卡“泰米爾伊拉姆解放猛虎”領導的“泰米爾伊拉姆國”獨立運動，俄羅斯的車臣問題，庫爾德斯坦工人黨領導的武裝遊擊運動，菲律賓的“摩洛民族解放陣線”，西班牙的“埃塔”法國的科西嘉問題，英國的蘇格蘭問題和北愛爾蘭問題，印尼的東帝汶問題和亞齊問題等等民族分離主義都不同程度地困擾著世界，威脅著世界民族關係的良性發展。這種態勢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人權高於主權”論調的誤導和鼓勵下，民族分離主義還可能在世界上繼續蔓延一個時期。麵對這種態勢，中國各民族以什麼身份認同為最佳呢？
4.世界上一些政治敏感地區的民族問題有進一步激化的趨勢。民族問題是當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由於曆史的原因和現實種種因素的催化，形成了一些民族問題敏感的地區，如巴以衝突，進入21世紀後愈演愈烈。眾所周知，20世紀70年代以前，巴以之間發生過20次武裝衝突，其中最大的便是4次中東戰爭。巴以衝突的結果是300萬巴勒斯坦難民流離失所。1991年海灣戰爭後，美國挾其餘威召開了解決巴以衝突的馬德裏和會，在“奧斯陸協議”中，巴勒斯坦承認了以色列的和平生存權，以色列則承認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開啟了和平進程。但是，以色列方麵由於沙龍上台後推行武力鎮壓巴勒斯坦人的強硬政策，使矛盾再度激化；而巴勒斯坦以哈馬斯為首的極端勢力對政治解決屢屢不能奏效，而拋開阿拉法特，不斷對以色列“發射”人體炸彈，使得以色列防不勝防。巴以衝突一直處在緊張狀態。2003年6月，美國又挾伊拉克戰爭的餘威，在美國、聯合國、歐盟、俄羅斯的“中東問題四方會議”上提出了中東和平路線圖。人們以為這個和平路線圖給渴望和平的人們帶來了一線曙光。但哈馬斯等巴勒斯坦極端勢力的人體炸彈又使巴以衝突的和平解決進入了強硬的怪圈，即以色列堅持以武力鎮壓保證和平，而巴勒斯坦則以暴力爭取巴勒斯坦的生存。這種態勢，不能不引起世界和平人民的不安。諸如此類政治敏感的地區民族問題的解決顯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奏效的。麵對這種態勢，中國各民族以什麼身份認同為最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