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無論從哪方麵說，武漢都是一個矛盾體。它甚至無法說是“一個”城市或“一座”城市，因為它實際上是“三座”城市——武昌、漢口、漢陽。三城合而為一，這在世界範圍內，恐怕也屬罕見。而特快列車在一市之中要停兩次，恐怕也隻有武漢一例。這曾經是武漢人引以為自豪的一件事，並認為據此便足以和其他城市“比闊”。事實上武漢也是中國少有的特大城市之一，它是上海以外又一個曾經被冠以“大”字的城市。“保衛大武漢”，就是抗戰時期一個極為響亮的口號。可惜，“大武漢”似乎並未幹出無愧於這一稱號的“大事業”。不要說遠遠比不上北京、上海，便是較之那個比它邊遠比它小的廣州，也差得很遠，甚至在省會城市中，也不算出色。除了街道髒亂和服務態度惡劣夕卜，在全國各類“排行榜”上，它都難列榜首。這使武漢人極為惱火，甚至怨天怨地、罵爹罵娘，把一肚子氣，都出在他們的市長或外地來的顧客頭上。無疑，武漢不該是這樣。它原本是要當“老大”的。
一 差一點成為首都
武漢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
具有這樣地理優勢的城市，原本是該當首都的。
《呂氏春秋》說：“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如果不是用純地理的而是用文化的，或者地理加文化的觀點來看問題，那麼，這個“天下之中”，就該是武漢（從純地理的角度看則是蘭州，所以也有主張遷都蘭州者），而不是北京。無論從地理上看，還是從文化上看，北京都很難說是中國的中心。它偏在所謂“十八行省”的東北一隅，遠離富庶的南方經濟區，對於需要嚴加防守的東海、南海、西北、西南又鞭長莫及。無論從政治（統領控製）、經濟（賦稅貿易）、文化（傳播交流）哪方麵看，定都北京，都不怎麼方便。唯一的好處似乎是相對安全，但也未必。一旦“拱衛京畿”的天津衛失守，皇上和老佛爺也隻好趕忙到西邊去打獵（當時把光緒和慈禧的倉皇出逃稱為“兩宮西狩”）。看來，元、明、清三朝的定都北京，都多少有點“欠妥”。然而元主清帝係從關外而入主中原者，北京更接近他們民族的發祥地，而明成祖朱棣的封地原本就是北京。他們的定都北京，可以說是理所當然。何況北京也有北京的優勢。它“北枕居庸，西恃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在這裏可以遙控東北，兼顧大漠，獨開南麵，以朝萬國，確實是理想的帝都。新中國的定都北京當然經過了周密的考慮，而武漢也曾經是北京、南京之外的首選。南京的落選自不難理解，而北京的當選也在情理之中——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隻有北京才“最像首都”。定都北京，至少是順應民心的。至於定都北京後的種種不便，則為當時人們始料所不及。現在，這種種不便隨著國家的建設和社會的發展，已越來越明顯。於是，遷都的問題，也就開始不斷地被人提起。
武漢就沒有那麼多麻煩。
除了“不像首都”外，武漢的條件確實要好得多。最大的優勢，就在於它是真正的“國之中”。中國最主要的省份和城市，全都在它周圍。南有湖南、江西，北有河南、陝西，東有安徽，西有四川，此為接壤之省份，而山西、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貴州甚至甘肅，距離亦都不遠，則“十八行省”得其大半矣。從武漢北上京津，南下廣州，西去成都，東至上海，大體上距離相等。到長沙、南昌、合肥、南京、杭州、鄭州則更近。何況，武漢的交通又是何等便利！揚子江和京廣線這兩條中國交通的主動脈在這裏交彙，“九省通衢”的武漢占盡了地利。東去江浙，南下廣州，不難走向世界；北上太原，西入川滇，亦可躲避國難。正所謂“進可攻，退可守”，無論製內禦外，都長袖善舞，遊刃有餘。
其實，從地理地形上看，武漢也未必“不像首都”。“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毛澤東這兩句詞，寫盡了大武漢吞吐山河的氣勢。有此氣勢的城市在中國並不太多。鄭州太開闊，成都太封閉，而杭州又太秀氣。南昌、長沙、合肥也氣象平平，深入腹地或偏於一隅的貴陽、昆明、蘭州、太原、濟南、福州更難有提綱挈領、睥睨天下的氣勢。然而武漢卻有。大江東去，兩山雄踞，雖不及北京的山川拱衛，南京的虎踞龍盤，卻也龜盤蛇息，得“玄武之象”。“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這種雄渾氣象，不也天下少有、他處罕見嗎？總之，由於武漢地處華中，也許無法成為“坐北朝南”的帝都，卻未必不能做新中國的首都。不要說它那“九省通衢”的交通便利更有利於國家的管理（包括政令通達和調兵遣將），至少也不會像北京那樣發生水資源危機，要興修“引灤入京”的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