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惡劣條件下挺熬過來的武漢人，有著其他地方人尋常沒有的“大氣”和“勇氣”。你想想，武漢人什麼苦都吃過，什麼罪都受過，什麼洋相都見過（包括在大街上睡覺），差一點就死了，還怕什麼？當然連“醜”也不怕。因為他們赤膊短褲地睡在街上時，實在是隻剩下最後一塊遮羞布了，那麼，又還有什麼好遮掩的呢？所以，武漢人最坦誠、最直爽、最不矯情、最討厭“鬼做”。“鬼做”這個詞是十分有趣的。它表達的似乎是這樣一種人生觀：是“人”，就不必“做”，隻有“鬼”才“做”。既然不必“做”，那就有什麼說什麼，想什麼幹什麼，而不必顧忌別人怎麼想、怎麼看。因此，正如武漢人的“達觀”不同於北京人，他們的“大氣”也不同於北京人。如果說北京人的“大氣”主要表現為“霸氣”與“和氣”，那麼，武漢人的“大氣”便主要表現為“勇氣”與“火氣”。北京人的“大氣”中更多理性內容，武漢人的“大氣”則更多情感色彩。所以他們能大喜大悲、大哭大笑，甚至大喊大叫（武漢人稱之為“ang”）。這實在因於他們生存的大起大落，九死一生。
武漢的“曆史氣候”也不怎麼樣。
武漢之所以叫“鎮”，就因為它地處北上南下、西進東征的咽喉要道。由於這個原因，武漢曆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戰爭的陰雲總是籠罩在武漢人的頭頂上。所以武漢人“戰備意識”特別強。他們好像總有一種好戰心理，又同時有一種戒備心理。在與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交往時，總是擔心對方占了上風而自己吃了虧。公共汽車上磕磕絆絆，買東西出了點小問題，雙方往往都立即會拉開架式，準備吵架，而且往往是理虧的一方以攻為守先發製人，擺出一副好鬥姿勢。結果呢？往往還是自己吃虧，或兩敗俱傷。不信你到公共汽車上去看，擠撞了別人或踩了別人的腳，武漢人很少有主動道歉的。不但不道歉，還要反過來攻擊別人：“你麼樣不站好唦！”或：“怕擠就莫來搭公共汽車！”這種蠻不講理的態度當然很難為對方所接受，而對方如果也是“九頭鳥”，則一場好戲當然也就開鑼。武漢街頭上吵架的事特別多，商店裏服務態度特別壞，原因大約就在這裏。外地人視武漢人為“九頭鳥”，認為他們“厲害”、“惹不起”，原因多半也就在這裏。
上海人就不會這樣。上海的公共汽車也擠。但上海人擠車靠“智”，占據有利地形，保持良好體勢，則擁擠之中亦可得一方樂土，也不會發生“兩伊戰爭”（蓋“伊拉”與“伊拉”都能好自為之也）。武漢人擠車則靠“勇”，有力便是草頭王，婦女和兒童的權益往往難受保障，而雙邊摩擦也就時有發生。細想起來，大概就因為上海主要是“市場”而武漢長期是“戰場”。“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林彪的這句話，道出了“九頭鳥”的“野性”與“蠻勁”。
敢鬥者自然也敢哭。“老子死都不怕，還怕哭麼！”前述武漢人愛看悲劇和愛聽哭腔的“悲劇情結”，似乎在這裏也能得到解釋。
武漢的自然氣候極差，曆史氣候不佳，文化氣候卻不壞。
這無疑得益於武漢的地理位置。它的北邊，是作為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南邊，是屢次成為革命策源地、如今又是經濟活力最強的廣州和珠江三角洲；東邊，是標誌著中國近代化曆程的上海；西邊，則有得天獨厚、深藏不露的成都。東西南北的“城市季風”都會吹進武漢。哪怕隻是吹過武漢，也“水過地皮濕”，多少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更何況，武漢不但是兵家必爭之地，也是商家必經之水陸碼頭。各路貨物固然要從這裏出進，各種文化也會在這裏駐足，從而使武漢人的文化性格變得複雜起來。
事實上，武漢人的文化性格中，確有周邊四鄰的影響。比方說，西邊的巴人好鬥，南邊的湘人倔強，武漢人就有點又衝又強。所以，維新和革命的領導者雖然是廣東人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孫中山，首義第一槍卻打響在武昌城。不過，武漢人雖然又好鬥又倔強，卻不是“衝頭”，不是“苕”，而且還很“賊”，林語堂謂之“信誓旦旦卻又喜歡搞點陰謀詭計”。武漢人很會做生意，生意場上公認“九頭鳥”不好對付，這似乎有點像廣州人和上海人；而武漢人之會做官、會做學問，則接近於北京人。至於“白雲黃鶴”的仙風道骨，又頗似“多出神仙”的四川人。
的確，武漢文化東西結合、南北雜糅的特征十分明顯。即以飲食為例。武漢人嗜辣似川湘，嗜甜似江浙，清淡似閩粵，厚重似徽魯，其代表作“豆皮”即有“包容”、“兼濟”的文化特點。武漢人在體格、性格上也兼東西南北之長。他們比南方人高大，比北方人小巧，比成都人剽悍，比上海人樸直，比廣東人會做官，比山東人會經商，比河北人會作文，比江浙人會打架。總之是能文能武，能官能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