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長樂不是羅城，那麼可供查考的還有落鋪、珞山、抱落、銅鑼峒，它們也有一字諧音於“羅”，也都與我有過一麵之交。這些村或鎮至今在我的印象中還可浮現出古老的牆基和階石，浮現出男女們眼中一閃即逝的躲避和戒備。
羅人與巴人有親密的關係。“下裏巴人”在這裏是很通用的成語，意指他們的古歌。羅江的終端便是“巴陵”，即現在的嶽陽。《宋史》卷四九三，說到哲宗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羅家蠻”曾一度“寇鈔”，後來由土家的先輩首領出來加以約束，才告平靜，可見土家與羅人是頗為合作的——而土家族被認定為巴人的後裔，已成史學家們的公論。另一個可以注意的證據是，土家傳說裏，經常出現有關“羅家兄妹”的故事，顯示出“羅”與土家族先民有不解之緣。
奇怪的是，我在羅江兩岸從沒有找到過名以“羅”字的村鎮，也很少聽說有姓羅的人家——除了我所在村子裏一位姓羅的老村長，出身長工，是個地地道道的外來戶。我不能不設想，一次殘酷的迫害浪潮，一次我們今天已經無法知道也無從想象的腥風血雨，使“羅”字成為了這裏的禁忌，羅人不得不改變自己的姓氏，隱沒自己的來曆，或者遠遁他方，就像某些史學家描寫的那樣，成群結夥，餐風宿露，去了湘西、黔、桂、滇以及東南亞的崇山峻嶺，再也沒有歸來。從那以後，羅江有名而無實，隻剩下沒有內容的名號，成了一張不再發出聲音的嘴，隻是噴放出來無邊的寂靜。即便這張嘴被我們從墓穴裏找出來，我們不知道它曾經說過什麼。
事實上，他們的國家已經永遠失去了，萬劫不複。隻留下一些青銅器，已經粉化，一捏就碎。我在那裏挖荒時，多次挖出大批的箭簇和矛頭，隻是都非常小，比書上看到的要小得多，顯示出當年金屬的稀貴，必須用得十分儉省。這些出土物被本地人見多不怪，不當回事，全都棄之地邊道旁，小崽子們裝上一籃籃的，拿來打架玩耍而已。我後來見到博物館裏一些森嚴保護下的青銅器的展品，總是有點不以為然。這些東西算什麼呢？我在馬橋的時候，隨便踩一腳，都踩到漢代以前去了，腳下吱吱吱不知要踩掉多少文物珍品。
醒
在漢語的眾多辭書裏，“醒”字都沒有貶義。如《辭源》（商務印書館1989年）釋以“醉解”、“夢覺”、“覺悟”等等，醒都是與昏亂迷惑相對立，隻可延伸出理智、清明和聰慧的含義。
屈原的《漁父》詩中有“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名句，對醒字注入了明亮的光彩。
馬橋人不是這樣看的。恰恰相反，馬橋人已經習慣了用縮鼻糾嘴的鄙棄表情，來使用這個字，指示一切愚行。“醒”是蠢的意思。“醒子”當然就是指蠢貨。這種習慣是不是從他們的先人遭遇屈原的時候開始？
約在公元前二七八年，醒的屈原，自認為醒的屈原，不堪無邊無際的舉世昏醉，決意以身殉道，以死抗惡，投水自斃於汩羅江，也就是羅江的下遊——現在那裏叫作楚塘鄉。他是受貶放逐而來的。他所忠誠報效的楚國，當時“群臣相妒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引自《戰國策》），是容不下他的。他回望郢都，長歌當哭，壯誌難酬，悲慨問天。如果他不能救助這個世界的話，他至少可以拒絕這個世界。如果他不能容忍四周的叛賣和虛偽，他至少可以閉上眼睛。於是他最終選擇了江底的暗寂，在那裏安頓自己苦楚的心。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流放路線經辰陽、漵浦等地，最後沿湘江繞達羅地。其實，這是一個楚國貶臣最不應該到達的地方。羅人曾經被強大的楚國無情地驅殺，先一步流落到這裏。當楚人被更強大的秦國所驅殺時，屈原幾乎循著同樣的路線，隨後也飄泊而至。曆史在重演，隻是已經換了角色。同泊異鄉淪落，恩怨複何言？
屈原當過楚國的左徒，主持朝廷的文案，當然熟知楚國的曆史，熟知楚國對羅家蠻的驅殺。我不知道他淒然登上羅江之岸時，見到似曾相識的麵容，聽到似曾相識的語音，身曆似曾相識的民風鄉俗——這饒幸逃脫了楚人刀斧的一切，心裏有何感想？我更難想象，當屈辱而貧弱的羅人麵對侵略國的前任大臣，默默無言地迎上來，默默地按住了刀柄，終於援以一簞一瓢之時，大臣的雙手是否有過顫抖？
曆史沒有記載這一切，疏漏了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