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沈先生的作品常令人想起魯迅的作品，想起《故鄉》、《社戲》（沈先生最初拿筆，就是受了魯迅以農村回憶的題材的小說的影響，思想上也必然受其影響）。他們所寫的都是一個貧窮而衰弱的農村。地方是很美的，人民勤勞而樸素，他們的心靈也是那樣高尚美好，然而卻在一種無望的情況中辛苦麻木地生活著。魯迅的心是悲涼的。他的小說就混合著美麗與悲涼。湘西地方偏僻，被一種更為愚昧的勢力以更為野蠻的方式統治著。那裏的生活是“怕人”的，所出的事情簡直是離奇的。一個從這種生活裏過來的青年人，跑到大城市裏，接受了五四以來的民主思想，轉過頭來再看看那裏的生活，不能不感到痛苦。《新與舊》裏表現了這種痛苦，《菜園》裏表現了這種痛苦。《丈夫》、《貴生》裏也表現了這種痛苦。他的散文也到處流露了這種痛苦。土著軍閥隨便地殺人，一殺就是兩三千。刑名師爺隨便地用紅筆勒那麼一筆，又急忙提著長衫，拿著白銅水煙袋跑到高坡上去欣賞這種不雅觀的遊戲。賣菜的周家兄妹被一個團長搶去了。“小婊子”嫁了個老煙鬼。一個礦工的女兒，十三歲就被駐防軍排長看中，出了兩塊錢引誘破了身，最後咽了三錢煙膏，死掉了。……說起這些，能不叫人痛苦？這都是誰的責任？“浦市地方屠戶也那麼瘦了，是誰的責任？”——這問題看似提得可笑，實可悲。便是這種詼諧語氣，也是從一種無可奈何的痛苦心境中發出的。這是一種控訴。在小說裏，因為要“把道理包含在現象中”，控訴是無言的。在散文中有時就明明白白地說了出來。“讀書人的同情，專家的調查，對這種人有什麼用？若不能在調查和同情以外有一個‘辦法’，這種人總永遠用血和淚在同樣情形中打發日子。地獄儼然就是為他們而設的。他們的生活，正說明‘生命’在無知與窮困包圍中必然的種種。”（《辰谿的煤》）沈先生是一個不習慣於大喊大叫的人，但這樣的控訴實不能說是十分“溫柔敦厚”。不知道為什麼他的這些話很少有人注意。
沈從文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個人得失事小，國家前途事大。他曾經明確提出：“民族興衰，事在人為。”就在那樣黑暗腐朽（用他的說法是“腐爛”）的時候，他也沒有喪失信心。他總是想激發青年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事業上有以自現，在學術上有以自立。”他最反對憤世嫉俗，玩世不恭。在昆明，他就跟我說過千萬不要冷嘲。”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失業，曾想過要自殺，他寫了一封長信把我大罵了一通，說我沒出息，信中又提到“千萬不要冷嘲”。他在《〈長河〉題記》中說橫在我們麵前的許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卻不用悲觀。社會還正在變化中，驟然而來的風風雨雨，說不定把許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掃摧殘，弄得無蹤無跡。然而一個人對於人類前途的熱忱，和工作的虔敬態度，是應當永遠存在，且必然能給後來者以極大鼓勵的！”事情真奇怪，沈先生這些話是一九四二年說的，聽起來卻好像是針對“文化大革命”而說的。我們都經過那十年“痛苦怕人”的生活，國家暫時還有許多困難，有許多問題待解決。有一些青年，包括一些青年作家，不免產生冷嘲情緒，覺得世事一無可取，也一無可為。你們是不是可以聽聽一個老作家四十年前所說的這些很迂執的話呢？
我說這些話好像有點岔了題。不過也還不是離題萬裏。我的目的隻是想說說沈先生的以民族興亡為己任的愛國熱情。
沈先生關心的是人，人的變化，人的前途。他幾次提家鄉人的品德性格被一種“大力”所扭曲、壓扁。“去鄉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麼都不同了。表麵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的一種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樸素的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餘，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的庸俗人生觀。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經被常識所摧毀，然而做人時的義利取舍是非辨別也隨同泯沒了。”（《〈長河〉題記》）他並沒有想把時間拉回去，回到封建宗法社會，歸真返樸。他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他隻是希望能在一種新條件下，使民族的熱情、品德，那點正直樸素的人情美能夠得到新的發展。他在回憶了劃龍船的美麗情景後，想到“我們用什麼方法，就可使這些人心中感覺一種對‘明天’的‘惶恐’，且放棄過去對自然的和平態度，重新來一股勁兒，用劃龍船的精神活下去？這些人在娛樂上的狂熱，就證明這種狂熱能換個方向，就可使他們還配在世界上占據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長久一些。不過有什麼方法，可以改造這些人的狂熱到一件新的競爭方麵去，可是個費思索的問題”（《箱子岩》）。“希望到這個地麵上，還有一群精悍結實的青年，來駕馭鋼鐵征服自然，這責任應當歸誰？”——“一時自然不會得到任何結論。”他希望青年人能活得“莊嚴一點，合理一點”，這當然也隻是“近乎荒唐的理想”。不過他總是希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