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銅鍾不是懸掛演奏的。殷鍾演奏時鍾口朝上，有柄用手執而敲擊，這種鍾體形較小，稱為“執鍾”。到周代，已有較大的鍾植於座上敲擊，稱之為“植鳴”，故又有所謂“植鍾”之稱。從商到周，鍾的形製、懸法、奏法和音律到周穆王基本定型，鍾口朝下，懸掛敲擊，稱為“懸鳴”。
鼓隻能打出節奏，使樂曲的演奏有序進行，其本身沒有音高變化，不能奏出優美動聽的旋律，編鍾則在這方麵發揮了自己的特長。上古時期的古鍾，因受製作材料的限製，很難有固定的音階關係，在“純銅時代”和“青銅時代”先後出現過銅鍾和青銅鍾，這才使鍾具備了真正的音樂功能。編鍾的出現則更加強了它在先秦音樂中的突出位置。從木鍾、陶鍾發展到青銅鍾，又從單個的青銅鍾發展到成組的青銅編鍾，到春秋戰國，編鍾的數目逐漸增多，製作技術也日益精密，達到了我國編鍾的極盛時期。
編鍾是由一係列形狀花色一樣的鍾次第懸掛而成一編，故稱編鍾，一編至少5個。編鍾成組排列的方法大致有兩種，一為大小一致，整齊美觀，僅以鍾壁厚薄區別音高與音域；另一種采用鍾型大小遞變的方法以區別音律，配合成組。編鍾具有完整的音序，能夠演奏出歌唱般的旋律，古代宴樂歌唱之前，必先奏鍾。應歌的鍾為“歌鍾”，應樂的鍾為“和鍾”，隨著樂隊出行演奏的鍾稱為“行鍾”或從鍾、走鍾，等等。
二
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有鍾，特點是表麵光滑、圓口。圓口鍾一鍾一音，聲音悠長，不易節製，不適合演奏。全世界使用鍾類樂器的民族大都未能擺脫圓口鍾這些問題，隻有中國以扁鍾的製作技術克服了此類問題。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說：“古樂鍾皆扁，如合瓦。蓋鍾圓則聲長，扁則聲短，聲短則節，聲長則曲。節短處聲皆相亂，不成音律。”編鍾狀如合瓦，表麵均勻分布著一些平頭柱狀突起，稱作乳枚，不僅起著裝飾美觀的作用，也能減弱高頻振動，迅速減滅餘音，以便演奏。敲擊編鍾的側鼓與正鼓有大小3度的差別，兩處敲擊時，不同主音使用不同振動麵，兩主音可同時發音，互不幹擾，而本身的扁鍾構造，又解決了主音不明的問題。
秦漢以後，由於受農民戰爭的影響，鑄鍾工匠及樂工散亡，鑄鍾技術曾失傳。漢代以後，佛教傳入我國，受到印度圓口鍾的影響，到了南北朝時出現了形如瓦罐的圓形鍾。從此，在曆代宮廷雅樂中所使用的編鍾多呈圓形。隨著曆史的變遷，圓形鍾擺脫了其發展過程中曾參與娛人的功能，而成為人們心目中神聖器具的象征。這類鍾在佛寺和鍾樓中使用最多，成為了體現崇高偉大的聖器。圓口鍾在中國曆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除了象征政治上的權力等級，還曾是度量衡的基準。因為鍾的音高恒定，而且聲音傳得很遠，“撞之聲聞百裏”。古人吹起律管，對應遠處傳來的鍾聲。核準音高的律管，即可作為長度的標準。以此長度標準可確定容器的容積，內含物質量又可得出重量。如是，度、量、衡便統一於一鍾之音。二三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就有如此簡捷而科學的方法，讓人不能不驚訝於東方智慧的巧妙。
三
楚人尚鍾。“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八音之中，以鍾為最。楚人氣質熱烈奔放，浪漫而神秘，音樂文化獨領風騷，“楚辭”、“楚聲”、“楚歌”、“楚舞”馳名天下。屈原在《招魂》中寫道：“陳鍾按鼓，造新歌些”，表現了當時“八音克諧”的繁榮景象。
春秋戰國時期，楚國是我國南方第一大諸侯國，也是南方的民族融合中心，物阜民豐，文化燦爛，楚國音樂亦表現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點。《文選·宋玉對楚王問》裏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人在郢都放歌，開始唱《下裏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後唱到《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這就是“曲高和寡”的來由。《下裏巴人》當為楚人和巴人雜居地區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們演唱起來，載歌載舞，場麵十分熱鬧。其餘歌曲，由於難度較大，會唱的人就很少。這一記載，真實地反映了楚國文化融夷夏為一體的鮮明特點。
如果說“下裏巴人”代表平民百姓的趣味，那麼鍾則是皇宮貴族的象征。宏大的鍾聲造成了莊嚴輝煌的音響效果，與磬同奏便形成所謂“金聲玉振”，構成了宮廷樂舞中的“金石之聲”，貴族們用它來體現自己的地位是最恰當不過的了。北方諸夏以九鼎為王權的象征，稱之為重器。而南方楚國的重器則為鍾。相傳春秋晚期，楚王有“九龍之鍾”。公元前506年，吳師攻入郢都，“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燒粟，意味著毀掉楚國的經濟命脈；破鍾，則象征著擊敗楚國的政權，足可見其地位之重要。音樂在楚國享有崇高地位，楚司樂之官以鍾為氏。古代文獻中記有三位以鍾為氏的楚人，鍾子期、鍾儀、鍾建。鍾子期以知音故事聞名。鍾儀曾任鄖縣鄖公，可與諸侯比權。鍾建隨昭王逃難時曾背過王妹，王妹因此非他不嫁，昭王應允，於是任命鍾建為樂尹，足見樂尹官位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