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家鄉蘇州來了親友，他們總是提著蝦子醬油啦，玫瑰絲炒瓜子啦，各種土產，畢恭畢敬，輕聲慢語。而一般總是有所求而來，或是借錢辦喜事，或是帶著兒子“尋生意”（求職）；或雖無所求，僅為問候，但屬“感情投資”，為今後有所求做好鋪墊，以免“無事不登三寶殿”之嫌。
當然，廣東人在上海江南人的心目中也非一成不變。解放以後，有相當一段時間，廣東人貶值了。種種政治運動把拔尖的廣東人搞得蔫頭蔫腦，失去了當年的傲氣。直到改革開放，廣東人在市場經濟化過程中先走了一步，上海的有些江南小姐，又對廣東人顯出了溫柔。記得80年代初來了個廣東親戚，帶著一個照相機，說是可以拍彩色照片。而在當時的上海拍彩照屬於高消費。隔壁鄰居的一位小姐雖與他素不相識，卻表現了“見麵熟”的本領，那位親戚當然不願顯得小氣，帶著這位小姐到公園裏去拍了不少照片。照片洗印出來之後，這位小姐拿著照片給朋友看，不斷強調：“廣東人搭（替）我拍的！”頗有沾了仙氣的自得之色。
牢固的江南基因
應該說，上海的江南人對於江南人以外的上海人，如上海廣東人，上海山東人……態度比較複雜。羨慕他們的財力，在乎他們的勢力，卻又挑剔他們日常生活很不考究的毛病。而他們萬變不離其宗，在日常生活中謹守江南風範，把江南人的生活方式當作至高無上的生活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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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江南人的服裝，毫不誇張，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它具有牢固的江南傳統：精細、考究；不像有些地方的人雖皆有愛美之心，也有追求時尚之風，一般八九不離十、大致不差，往身上一套也就行了。而上海的江南人則不同，不僅注意麵料、款式，還特別講究合身，講究顯示個人的特點。以往人口不像現在這麼多的時候，稍有身份的人家有把裁縫請到家裏來量尺寸的慣例，隻要顧客說哪裏還差這麼一點點，裁縫的反應是二話不說，改；甚至一改再改，改到滿意為止。
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對上門的裁縫就有了印象。我記得常來的是一位姓繆的裁縫。腋下夾著一大塊折疊整齊的白布，裏麵包著硬尺、軟尺和樣本，外婆、母親把布料交給他，關照著她們的要求，他一麵聽著，一麵量著布料，還時不時提出種種建議，供你參考和選擇。方案商定之後，他仔仔細細地替你量身。過了幾天，還是那塊白布包著做好的衣服給你送上門來，讓你試穿，讓你“評頭品足”，如有不滿意的地方，他會說：“很快給你改好。”如果一試就成，他也不掩飾自得之意。我記得時不時的，他還會帶點小禮品來，譬如添丁了，他會帶幾個染紅的雞蛋，他老家來人了，他會帶幾塊鹹魚，這大概也算一種感情投資的方式吧。
上海江南人在服裝上既保持江南精細、考究的傳統，卻並不保守。可說是兼包並容的。旗袍的發源地當然是滿族旗人，西裝的發源地顧名思義是西方，到了上海的江南人手中則有所吸收，卻也融合了固有的江南傳統，而更有所發展。寧波裁縫，蘇州、常州的裁縫把西裝、旗袍做到了“獨領風騷”的地步。我記得“亨生”、“培羅蒙”、“鴻翔”這樣的名店都是上海的江南人經營的。
上海江南人的服裝首先征服了在上海的江南以外的人，他們的服裝不可抵擋地向上海江南人靠攏。廣東人中最時髦的那部分人，在上海穿的衣服實際上是上海江南人製作的。而在上海的第二、第三代之後的廣東人更是完全江南化了。我沒聽說在上海有什麼廣東裁縫是很有名氣的。由於上海江南人又有兼包並容前提下的創新，他們製作的服裝走出上海首先在江南大地普及，北麵的蘇、錫、常，南麵的杭、嘉、湖，對上海江南人的服裝向來緊追不舍。
影響也遍及全國。50年代，北京少有新潮一點的時裝店，有一家上海江南人經營的時裝店率先遷入北京，在北京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轟動。一位女演員看中了掛在櫥窗裏的一件，售貨員告訴她這個品種已經售完，她則要求試穿一下。售貨員同意了，而她一穿上就馬上付錢，怎麼也不肯脫下來了，此事在當時傳為佳話。
80年代以來，上海的經濟改革遠不如廣東快速，廣東的服裝業趕了上去。廣州的西湖路成了雲集全國服裝商人的大市場，廣東看上海，變成了上海看廣東。上海的江南人以一種挑剔的眼光，半推半就接受著廣東的時裝。但是，到了90年代，隨著上海經濟改革步伐的加大，上海的江南人又在新一輪服裝競賽中大顯身手。江南傳統的精巧、考究在服裝上與世界新潮開始了又一次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