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這種圖案相映成趣的，則是一幅相當惹人注目的對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這很讓人聯想起《儒林外史》中的一段描述。《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 講兩個徽州文人牛玉圃和牛浦到揚州河下（徽商聚居區）鹽商萬雪齋家中：當下走進一個虎座的門樓，過了磨磚的天井，到了廳上。舉頭一看，中間懸著一個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兩邊金箋對聯寫“讀書好，耕田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中間掛著一軸倪雲林的畫。書案上擺著一大塊不曾琢過的璞。十二張花梨椅子。左邊放著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鏡。從鏡子後邊走進去，兩扇門開了，鵝卵石砌成的地，循著塘沿走，一路的朱紅欄杆。走了進去，三間花廳，隔子中間懸著斑竹簾。……揭開簾子讓了進去，舉目一看，裏麵擺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間懸著一個白紙黑字小匾，是“課花摘句”四個字。
《儒林外史》中這家徽商的室內布局，令人頓生似曾相識之感。而西遞的這副對聯，則更為直觀地揭示出徽州獨特的鄉土習俗。明代著名學者、徽州人汪道昆就曾指出：夫賈為厚利，儒為名高。夫人畢事儒不效，則弛儒而張賈；既側身饗其利矣，及為子孫計，寧弛賈而張儒。一弛一張，迭相為用。（《太函集》卷五二）
做生意是為了牟取巨額利潤，讀書則是為了追求功名。讀書博不到功名，就應當“下海”。賺了一筆錢後，為了子孫後代考慮，就應當讓他們讀書。以商養文，以文傳家，形成了儒賈之間的良性循環。這裏的“畢事儒不效，則弛儒而張賈”，可能還包含著另外一層涵義，那就是在一個家庭中，如果幾位兄弟都從事舉業，那大家隻好喝西北風，所以還必須有所分工。這種家庭成員的分工，在徽州地區可能相當普遍。對此，何炳棣先生稱之為“the policy of family division of labor”（《揚州鹽商：18世紀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研究》，載《哈佛亞洲研究學報》卷17，1954年），而西遞的“桃李園”就是這種分工的一種體現。桃李園建於清鹹豐年間，宅院由一賈一儒兩兄弟構思、營造而成，分為前、中、後三進，背向序列三間，前進是兩兄弟共用的空間，二進為做生意的住居，三進則係儒者所居。跨進居室，那屋梁上的鬥拱、雀替、駝峰，樓層的欄板、柱棋、蓮花門，天井四周上方的簷條，石牆旁的屏門隔扇，以及窗扇下方的花台、欄杆等處，目之所見，處處都是雕鏤精細的木、磚、石三雕。二廂房用屏門組成，尤其耐人尋味的是漏窗上的圖案，稱為“冰梅圖”——相當多的半爿梅花落在一方方冰裂紋上，除了令人歎為觀止外，它還寓意著“梅花香自苦寒來”，嚴冬將盡，讀書人“十年寒窗”，終於金榜題名，一鳴驚人。這種“冰梅圖”，在徽商住宅中所見極多，處處烘托出“賈而好儒”的氣氛。
在徽州，“十戶之村，無廢誦讀”，是個一點也不誇張的說法。在明清兩代，徽州人在科舉上的建樹令人刮目相看。據不完全統計，從1647年到1826年，徽州府產生了519名進士（包括在本地中試和寄籍他鄉及第的），在全國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至六名。在此同時的180年間，江蘇省產生了一甲進士94名，其中，有14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進士59名，有5名是徽州人。在徽州當地，“連科三殿撰，十裏四翰林”、“一門九進士，六部四尚書”之類的科舉故事，多得不勝枚舉。在現存的明清民居中，有不少就是科第閥閱的舊家宅院。
“大夫第”是清初的官宦故居。在臨村街牆上，懸空挑出一座小巧玲瓏的亭閣式建築。這座懸閣危樓，上書“山市”樓額，原本是主人怡情養性、憑欄觀景用的。據當地村民告知，每當春天，遍野的映山紅煞是好看，於此遠眺，真有“山花若市”之感。可惜的是，就在數月前，不知是誰心血來潮，將之改建成“拋彩球，選佳婿”的“古繡樓”。據說，這是為了開展“民俗旅遊”。古為今用，原本亦無可厚非，隻是先前古樸典雅的亭閣，竟被漆成猩紅色，在粉牆黛瓦的西遞古巷道間，多少顯得有點不協調，仿佛小鎮美人的招搖，頗令人聯想起方鴻漸所痛恨的那種“落伍的時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