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古董贗品，在西遞的巷陌民居門前，處處是古董攤子。其中，最令我感興趣的是些徽州的契約、文書。五六十年代，在皖南山區發現了大批的契約、文書，其數量空前。現存於國內各研究機構的10多萬件（冊）徽州文書，成了研究宋至民國（尤其是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的珍貴曆史文物。特別是自80年代初以來，對徽州文化的研究，迅速成為中外學者關注的熱點，“徽州學”（或稱“徽學”）可望成為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的一門顯學，契約文書更是受到學者們的青睞。國外有的漢學研究者甚至斷言，這些徽州原始資料，是“研究中華帝國後期社會和經濟的關鍵”。故此，原本一錢不值的契約、文書洛陽紙貴、行情看漲。與此同時，隨著沿海城市居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古董鑒賞之風悄然蔓延。精明的古董商人也就無孔不入，即便是西遞這樣的僻野鄉村，也不止一次地被他們光顧過。於是乎，粉牆黛瓦下站立的古董攤主（西遞村民），在他們純樸的眼神底色上，分明增添了一絲精明和狡黯。粗略一翻，攤上的契約、文書數量著實不少。最早的似乎是清道光年間，最晚的則到民國。通常是將一張標著道光年號的租佃文書與民國時期鉛印的契約粘在一起，中間加蓋一枚看上去不算太舊的大印。其真贗也隻有天知道了！
對於古董我是外行，不過，攤上的不少線裝書想來都是舊家故物。其中，有一部蟲蝕斑斑的古書，令我頗感興趣。書名是《斷橋》，內容大概是曲劇之類的本子，旁邊用“徽字”（徽州的俗字）注著唱曲的節拍。類似的曲本（如《鳳求凰》、《秋聲賦》、《陋室銘》之類），在屯溪的明代建築——“程氏三宅”中也曾經見到過。在明清時期，花、雅之爭一直就存在。雅部即昆腔，士大夫都能清唱昆曲，形成為一種時髦的風尚。李漁曾不無調侃地指出，富貴人家，平日裏雖然聽慣了嘈雜喧闐的弋陽、四平諸腔，“極嫌昆腔之冷”，但因世人“雅重昆曲，強令歌童習之”，盡管每聽一曲，“攢眉許久，坐客亦代為苦難”（《閑情偶記》卷三），但為了附庸風雅，卻還是樂此不疲。乾隆年間，廣陵的徽州鹽商紛紛征集蘇州名優，備蓄家班，一時間鋪張炫異，爭奇鬥豔，揚州儼然成了昆劇的第二故鄉，精諳工尺的徽州鹽商亦不乏其人。在昆劇興盛的同時，花部也迅速在揚州崛起。花部亦即亂彈，原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草台戲。就是這種文人不齒的花部，經過邗上聞人、徽州鹽商江春等人的提倡，而逐漸為紳商階層所接受。到19世紀前期，著名學者焦循就曾指出：“彼謂花部不及昆腔者，鄙夫之見也。”（《花部農譚》）乾隆年間，徽劇藝人高朗亭和郝天青等，將徽劇帶到揚州演出，博得了徽州同鄉們的一陣喝彩。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高朗亭等又晉京獻藝，引起隨後四喜、春台、和春等徽班進京，這就是戲曲史上著名的“四大徽班進京”。嘉慶初年，向習昆腔的揚州，已厭舊喜新，皆以亂彈為新奇可喜。相應地，在北京，嘉慶以還，梨園弟子多皖人，吳兒漸少。到後來，純粹的昆班已不易在北京立足，南方名角北上，也隻能搭徽班插演昆劇。這種變化，實際上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明清兩代中國社會時尚的一個巨大變遷。它完全改變了雅俗一以蘇州人為準的傳統，而以徽州人的好惡為風尚之所趨避，這顯然標誌著徽州文化的鼎盛發展和巨大的輻射能力。由此看來，類似於“聲名文物甲於東南”的評價，對於徽州而言，絕不是一種過甚其辭的溢美之言！
100多年過去了，迄至今日，在人們的記憶中，煊赫一時的徽商逐漸褪色成為一個曆史名詞，一群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誇奢鬥富、慕悅風雅也衍化而為口耳相傳的種種傳說……極目望去，殘敗的宗祠，劫後餘生的牌坊，完整的民居建築群，還寂寞地矗立於黃山白嶽之間。我徘徊在鴛瓦粉牆、棹楔鴟吻的徽派巷陌間，忽然，在一幢明代住宅的門洞前，我看到了這樣的一番景致：夕陽的一抹餘輝，透過“四水歸堂”的天井射入廳堂，在昏黃的暮靄中，精致的窗欞和雀替，映襯著斑駁陸離的牆麵，猶如夢一般地淒婉迷茫。刹那間，我再一次強烈地感受到徽州文化昔日的輝煌，心中不禁湧起耳熟能詳的一句歌詞：花瓣淚飄落風中，雖有悲意也從容。
這種深厚的文化積澱，迄今仍為世人展示一種落花的矜持與自尊。
一九九四年歲首寒夜
注釋[1]選自《斜暉脈脈水悠悠》，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有刪節。作者王振忠（1964-），福建福州人。學者、作家。著有《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鄉土中國——徽州》、《斜暉脈脈水悠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