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人口音，不南不北，頗若蘇、鬆口音與京音之混合物；此盡人而知之事實也。廣東梅縣一帶之“客家”人有河洛間口音，與一般粵語複殊；與此蓋出同一原因，即移殖是也。杭州墳墓絕不見有完全用土者，其布置與壟之形式亦與比鄰之鬆、太不同。杭地多山，出青石，利而用之，亦固其所，然其與江南獨異者，決不能完全歸於地利。不佞未嚐涉足河洛，不能取彼地送死之習例以相較論；然繩以燕趙間所見者，則大致甚類似；其完全以三合土為壟者，直可雲毫無分別。又燕趙間之棺柩，自其前方觀之，作上下二平行四邊形，即梯形，左右二線不平行，但亦為直線。杭城棺肆中所陳列者亦然。我輩鬆、太居民所習見者，則棺之前方，不特左右為凸圓線，即上下二線亦不平直。嚐叩之寧紹間人，彼地之棺材形式，異於杭而同於鬆、太，是絕有趣味者也。是移殖之後複經隔離所致。諸如此類，南北文物上之因襲關係，考風土者當別有詳細之論列，我輩於此第於此種因襲之所以然識其大要而已。
文物之因襲，隻流寓一端似可以致之，初無待乎因襲者之婚娶與生殖。然錢塘江流域，千餘年來，為我國人才之淵藪，此則僅僅流寓一端萬不能解釋之。必焉僑寓分子中之聰明才智者，初不過流連其地，繼則樂之忘返，終於移家，挈眷，久住，改籍焉。抑幽勝如錢塘者，非聰明才智者不易到，到亦不能盡量鑒賞；換言之，即流寓者大率不乏聰明才智之根據，否則無流寓之欲望也。非若今之江南然；江北遇有水旱之災，難民轉徙流離，每以蘇、常、鬆、太為尾閭。若輩幾完全為饑寒所驅，於佳山水之欣賞，文藝之領略與貢獻，大都不問聞：無是心願，亦無是能力也。
一地人才輩出，論者每以其為天地鍾靈山川毓秀之產物。梁任公先生論有清一代江浙人才之盛，亦不免以是為言（見《清華學報》第一卷第二期）。是不察人才之真原因，而失之姑且推諉者也。古者人才之生，委之天命，委之時運，近人則多委諸環境之直接影響，皆非也。試究其實，則環境之所及者，為人才之支配與人才之選擇，而於人才之生產無與焉。有一良好之地域於此，四境遠近之人才必爭趨之，然不覺察其良好者則否；其未覺察而偶入或誤入者，終必不勝他人之競爭，而退處不重要之地位，或竟轉徙而出：是所謂支配與選擇也。人才之既至，因其血種，以孳生長養者，大都不失為人才；於是人才之數量日增，而一地之文物日益發揚光大；文物愈發揚光大，則其地支配與選擇人才之能力愈大，蓋自然之條件外，又加以文化之條件也。如是因果果因，互相推遞，曆千百年，而上文所謂人才之淵藪成矣。江南與兩浙人才之大盛，亦不出此種人文地理之原則耳。
人才由移殖，由遺傳，而不由環境熏染之力；請取簡單之史實證明之。趙宋自汴京遷都臨安，而中國南北人才支配之情狀驟然改觀。嚐就丁文江氏之統計，製為南北兩宋人才分布圖二，見下圖。北宋之河南所產生之人才，占全國百分之二二點二，而浙江僅為五點八。南宋之河南激減為六點一，而浙江則一躍而得二二點五。二者之地位完全對換，其近鄰各省亦然：北宋之直隸山東山西合得百分之三十五，而南宋之江蘇江西福建合得百分之三十六；亦若互換。此種變遷之象，自然環境熏染之說斷乎不能解釋之；謂河南直隸山東山西諸省山川靈秀之氣，至南宋而驟竭，而浙江江蘇江西福建者至南宋而陡長耶，是必不可通。可通之說，惟移徙與移徙後之遺傳耳。
二
西湖迤西南之地至錢塘江為止，點綴其間者大半為死人之遺跡，山坡間則有墓道，平陸上則有殯宮，幾觸目皆是。武林有久遠之曆史在其後，此種點綴河山之物，自較他處為多，然亦一人文生物學之大問題也。中國死人之活力與權威較任何他國為大，江南所見之墳墓最單簡，中流社會之家，一杯而外，不複虛占尺土，田戶鋤犁所至，複年年從事剝削之，且其建築完全以土；其近旁不植樹者，或子孫式微，不能加以修緒者，數十年後，或百愈年後，即無形消滅，而其地又可歸作耕稼之用。故墓地之總麵積雖廣，其間不無天然之限製。嘉、杭一帶則不然，邱壟占地既廣，所用材料又大率為青石與三合土之類；故墓道之間，雖或蒿萊密布，以示子孫式微或他徙，無人收拾，而其持久之力曾不稍減。墓道之占地愈廣，即種植之地愈少，而一地出產與供養之力隨之減縮，積久自不能不生問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