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女性作家應該集中在以常州和杭州為中心的地區，也就是說，在為科舉而進行的教育投入（為男人的）和女詩人的突出成就之間有著特別緊密的關聯（見附錄）。但是地區之內的變化應該出於另一些原因。例如，揚州和南京——晚明時是妓女文化的中心——清代卻被蘇州所取代。而且，從清中期開始，文學家們已不再像他們晚明時期的前輩那樣熱衷於收存妓女的作品，如果將這些結合曆史性的轉變來看，很可能會對保存下來的女性作品在看法上發生偏差，甚至會誇大蘇州的作用而貶斥揚州和南京。另一個衛星地帶桐城，是朱熹理學的書院所在，特別注重家法。書院的主要代表方苞是以對婦女觀念特別保守著稱的。很可能桐城派的保守導致那些家族限製了想要寫作的婦女的出版機會。新安是江南大鹽商家族的祖籍地，樹立著表彰烈女及守節寡婦的莊嚴的牌坊。這樣的地區看起來並不能夠滋養出被盛清鑒賞家所讚賞的女性的文學才華。
在紹興，這是著名的文化繁盛的中心，有鑒於清朝時當地男性在學識上的造詣與女性受教育之間緊密的相應關係，我們以為會湧現出大量的女作家，但是，在清朝隻有很少數的幾個著名女作家出自紹興。事實上，紹興在清朝產生女作家的著名家族的排行中幾乎位於最低點，產生女作家的比例要遠遠低於當地深厚的古典學術傳統以及密集的人口。據章學誠的觀點，紹興地區是一個獨特的文化地帶，他將這一文化地帶稱為“浙東”，在一篇飽受爭議的文章中，章提出紹興的地域文化與相對應的“浙西”在品位和傳統上都有著顯著的區別，他甚至認為這兩個區域構成了兩種不同的地域文化類型。
實際上，被章學誠定義為浙西的地區才是女性作家最活躍的地方。時人對於紹興地域文化風格的描述，有些與章學誠的評價暗合，認為浙東文化以“純粹”、“簡約”和“樸質”為主要特點，這與人們對浙西的想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想象的浙西地區，尤其是杭州和蘇州，有著“細巧尖新”甚至“雕琢過度”的知識氛圍。這些對浙東價值觀的想象，正好符合了一些認為女性角色限製了她們作為詩人的才華的觀念，也支持了如章學誠一類學者對女性寫作詩歌持厭惡態度的觀點。
由此看來，將審美意趣和文學理論與當地特有的學校教育結合起來，可以進一步認識浙西女作家何以如此非同尋常。常州是清代最重要的兩大女作家集中的地區之一，也是著名的陽湖古文派和常州詞派的誕生地。正是古文和抒情詩詞構成了常州從18到19世紀的文學特色。常州詞派推崇詩詞的雅致，這為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們打開了一個廣闊的天地。Benjamin Elman的研究對於婦女的學識在常州名門大族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有著戲劇化的表現。他講述了常州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莊氏，是如何與另一著名家族唐氏保持世代通婚傳統的。出自唐門的博學母親們用正統的朱熹理學來教育莊家的子孫，使學術傳統得以成功地延續下來。在常州士族學術圈內的婦女被普遍認為應該受良好教育，這既是為了能與門第相當的人們來往，也為教育子嗣所需。受過良好教育的常州婦女在做了母親以後，經常往來於婆家與娘家之間，有時甚至把她們的孩子帶給外公，進行單獨的輔導。這裏有一點很關鍵：常州的男學者們更重視古文的寫作，而將詩詞視為“裝飾”。男人的不屑一顧為受過良好教育的常州婦女提供了將寫作詩詞視為己任的自由天地。她們被認為不僅應該會寫詩，而且可以以詩成名。換句話說，在盛清時代，常州的地域文化——亦即它深厚的學術土壤——滋養並發展了婦女的博學多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