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前後、戊戌變法前後、辛亥革命前後，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三大轉折。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有林則徐、龔自珍、魏源、嚴複、康有為、譚嗣同、章炳麟（太炎）、梁啟超、陳天華、鄒容、孫中山、宋教仁等。其中沒有江蘇人。
1919年五四運動，是中國思想史上劃時代的事件。當時最有號召力和影響力的思想家，有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傅斯年、易白沙、吳虞、周作人、丁文江、蔣夢麟等十餘人。其中蔡元培、魯迅、周作人、蔣夢麟四人為浙江人。陳獨秀、胡適二人為安徽人。李大釗，河北人。傅斯年，山東人。吳虞，四川人。丁文江，蘇北泰興人。江蘇南部無人躋身此列。
五四新文學運動，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具有創新意義的一次變革。中國文學從其語言載體到所載之物，形質俱變。數十年間，名家輩出。論其思想深度與藝術創新能力，最多貢獻者，有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從文、張愛玲、冰心、鬱達夫、徐誌摩、聞一多、周作人、葉聖陶、梁實秋、朱自清、丁玲、戴望舒、艾青、錢鍾書、張天翼、趙樹理、胡風、李健吾、梁宗岱、林語堂、穆旦、馮至、路翎、孫犁等。以上列舉三十人，隻有葉聖陶、朱自清、錢鍾書三位兼為學者的作家是江蘇人。公認為最有影響的魯、郭、茅、巴、老、曹及沈、張、鬱、周作人、聞一多、梁實秋、艾青、林語堂等十餘人，其中沒有一位是江蘇人。
這種文化現象，很值得深思。
為什麼一個在經濟、文教諸方麵，論其總體水平名列全國之冠的大省，古不見孔、孟、老、莊、荀、韓，近不見龔、魏、康、梁、孫、章；古不見屈、陶、李、杜、蘇、陸，今不見魯、郭、茅、巴、老、曹、沈？
英國思想家弗·馮·哈耶克說：頭腦有兩種類型，一種是“自己專業中的大師”（master of his subject），“這種頭腦能夠儲存他所談到或聽到的特定事物，那常常是表達某些觀念的特定詞語，而且他能長期保存”。“大多數傑出的解釋者、最成功的科學教師、作家和演說家，以及才華橫溢的論辯家，都屬於這類人。他們對自己的學科了如指掌，不僅清楚自己的見解，而且熟諳古往今來別人的各種理論，故可作出明晰流暢的解釋。無可懷疑，這些在知識現狀方麵公認的大師，也包括一些最具創見性的頭腦。”哈耶克說：“我的一些最親密的同事和最要好的友人，都是屬於這個類型的學者。他們的成就使他們獲得了當之無愧的名望，對此我絕不敢望其項背。在關於我們科學現狀的幾乎所有問題上，我認為他們都比我這種人更具有提供信息的才能，在向外行人和年輕學子解釋某個學科這件事上，他們的說明要比我所能做到的更易於理解，因此對未來的從業者會有更大的幫助。”但是，哈耶克說，在這一類“公認的標準型科學家”之外，“頭腦”還有另一種類型。這是一些“頭腦古怪的人”。他們的知識基礎，“不是建立在對具體的論述或證據有出色的記憶”，但卻能“把本來十分熟悉的麵孔疊加在一起，以便找出一類人或一個種族的共同特征。在這種世界圖像中，不存在十分精確的東西。但它提供了一張地圖，或是一個框架”，並能“在這個框架內找出一條道路”。他把這種類型的頭腦，稱之為“糊塗型”，或曰“困惑型”。這種不同於“記憶型”的“糊塗型頭腦”，麵對“自己周圍的主流意見和當時普遍存在的知識時尚”，“更樂於執拗地自行其是”（《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馮克利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0-6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