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口的一般分布狀況對於女作家的產生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的話，我們便可以設想，女作家主要來自中國城市化最發達的地區。長江下遊地區迄今為止一直是中國人口最密集的地區，1843年的平均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公裏348人，而同期整個清帝國版圖內的平均人口密度僅為103人，並且該地區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也大約達到7.9%，在所有的大經濟圈中是最高的。但是表A-1所顯示的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並不能完全解釋這一地區產生女作家最多這一突出現象，因為同一時期的嶺南地區，其城市化率高達7%，在清代卻隻出現了很少的女作家——125名，不及總數的4%，排名尚在另外三個城市化率遠遠不及的地區之後。
可見，人口分布和城市化水平並不能完全解釋長江下遊地區女作家異常集中的現象。不過從大體上看，清代女作家相對集中的地區也有些共同點，即這些地區的男子中出現的進士人數也是最高的，這表明了該地區在男子科舉教育方麵的投資和女性的學習之間有著一種強有力的聯係。表A-2列舉了長江下遊地區清代出現女作家最多的17個府。府的順序是按所出現的女作家在該地區總人口比例的大小排列的。排在前麵的13個府，除一個以外（安慶），在清代都是文化上居於領先地位的地區。這種文化上的領先地位是由何炳棣（Ho Ping-ti）根據該地考取進士的數量和享有第一等頭銜人士的數量而得出的。
表A-3將清代女作家的籍貫以縣為單位逐一排列，旨在更進一步地探究這種地域上的集中性。這些詳細到縣一級的數據，表明了在整個長江下遊地區，各區域內的文化變遷可能對婦女的寫作環境也產生了影響。
這些在較低一級行政區劃中顯示的變化，表現出婦女文學作品產生數量的六個不同等次。在A-3中排在最前麵的九個縣，在整個清代每縣都出現了86名或者以上的女作家。這九個核心的縣都在18世紀被學者稱為“浙西學派”所在的地區之內，也就是在江南緊挨著錢塘江西岸的那些縣。作為清代女作家出現最多的地區，杭州和它的周邊地區（錢塘縣）是最值得驕傲的。緊隨其後的是常州（由武進和陽湖等縣組成），然後是吳縣（以蘇州為中心），再然後是嘉興，等等。從這九個縣和各縣的中心城市中一共產生了1242名女作家，占據清朝女作家總數的將近40%。可見表A-4。
所以，盡管江南或謂長江下遊，作為一個完整的大地域，產生的女作家多過了清朝女作家總數的70%以上，但是，這個大區域本身看來又可分成為一個核心區域，即常州-錢塘一線，以及五個衛星地帶，即環繞在周邊的紹興、揚州（江都）、南京（江寧）、桐城和新安（修寧）。
注釋[1]①選自《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標題為本書編者所擬，原為該書第八章，有刪節。作者曼素恩（Susan Mann），美國斯坦福大學哲學博士，現任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曆史學教授兼曆史係主任。所著《綴珍錄》曾獲亞洲研究會科文森獎（Levenson）。
江南三省人才比較論
張中
我們在深入研究中國學術史、文學史的過程中就會發現，江蘇文化也有其自身的弱點。先秦時期，中國學術文化史上出現了第一個黃金時代，出現了周公、伯陽、史伯、管仲、醫和、子產、晏嬰、孔丘、孫武、老聃、關尹、鄧析、範彝、曾參、墨翟、楊朱、李悝、吳起、慎到、商鞅、孟軻、惠施、莊周、屈原、公孫龍、尹文子、許行、荀況、騶衍、韓非等，可論列者有三十餘人，其中找不到一名江蘇人。當時，“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史記·貨殖列傳》）。論物質生活條件，古代江蘇地區（吳）遠優於北方，略同於楚、越，可是，就當時人才而論，卻南不如楚、越，北不如齊、魯、秦、晉。
起點的差異，會影響到後來的發展。宋代思想史上，出現了眾多流派，有王安石的“新學”，周敦頤的“濂學”，邵雍的“象數學”，張載的“關學”，程顥、程頤兄弟的“洛學”，蘇軾、蘇轍兄弟的“蜀學”，司馬光的“朔學”，朱熹的“閩學”，陸九淵、陸九韶、陸九齡兄弟的“江西之學”，呂祖謙的“婺學”（又稱“金華學派”），陳亮的“永康學派”，葉適的“永嘉學派”等，其中沒有江蘇人。明代思想史上，足以影響一代的重要人物，有劉基、曹端、薛瑄、吳與弼、陳獻章（白沙）、羅欽順、湛若水、王守仁（陽明）、王廷相、黃綰、王艮（心齋）、王畿（龍溪）、何心隱、李贄（卓吾）、呂坤、劉宗周（蕺山）等，其中隻有“泰州學派”的創立者王艮是江蘇人，其他人都不是。並且，王艮，生活於蘇北的泰州安豐場（今屬江蘇東台），不屬於江南。明清之際的重要思想家，有朱之瑜（舜水）、陳確、傅山（青主）、潘平格、黃宗羲、方以智、顧炎武（亭林）、王夫之（船山）、李顆（二曲）、熊伯龍、呂留良（晚村）、陸隴其、唐甄、顏元（習齋）、李埭等。上列十五人中，隻有顧炎武一人是江蘇人，其他人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