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賢是個矢誌不渝的工人領袖，獲釋出獄後不幾年，蘇州發生了又一場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那是反對魏忠賢實質針對明王朝黑暗統治的不折不扣的政治鬥爭。明代是太監為禍甚烈的時代之一，魏忠賢於天啟年間得勢，他勾結熹宗皇帝的乳母客氏，專斷國政，掌握特務機關東廠大權，自稱九千歲，他的爪牙特多，所謂“其門有：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兒、二十小孩兒、四十猴猻、五百義孫之屬”，中央六部和四方督撫都有他的私黨，這些幹兒子和徒子徒孫大拍魏忠賢的馬屁，甚至在他活著的時候就為他建生祠。這一夥人瘋狂地迫害知識分子，逮捕東林黨人，長洲（蘇州）人周順昌是其中之一。執行任務的是織造太監李實和魏忠賢的幹兒子巡撫毛一鷺，以及從北京遠道而來的東廠特務。
周順昌曾官吏部文選員外郎，人稱周吏部。緹騎逮捕周順昌的這一天，“士民望吏部顏色，如見天人，無不灑泣”，“百姓夾道執香，哭聲幹雲”，四鄉八鎮的老百姓蜂擁而來不下數十萬人。對於魏忠賢及其黨羽的倒行逆施，蘇州士民顏佩韋和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五人，率眾衝入官府，擊殺校尉，其餘緹騎抱頭鼠竄，巡撫毛一鷺藏在廁所中才得幸免。同日傍晚，另有一批緹騎乘舟往浙江逮捕東林黨人黃尊素，民眾於胥關焚其舟，迫緹騎“抱木片浮沉數十裏，至僻處乃敢登”。
明王朝當然不會放過破壞穩定的罪魁禍首，顏佩韋五人挺身自投，英勇就義，“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
這五人同葛賢一樣，是市民階層的代表人物。
這場鬥爭發生在丁卯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第二年，崇禎皇帝即位，魏忠賢失勢，蘇州人一夜間拆掉了閹黨為魏忠賢建造的普惠生祠，並在廢基上安葬了五義士的遺骨，稱為五人墓。
關於這件史實，《碧血錄》和《吳縣誌》、《長洲縣誌》都有記載。
蘇州市民的“發憤一擊”，社會震動，影響極大。複社領袖昆山人張溥撰寫了《五人墓碑記》，記錄並稱讚了這件事情，碑記中有這樣幾句話：嗟夫！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誌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
這種對讀書做官的人與平民百姓的人格差異的理性思考和追問，是整篇《五人墓碑記》中最富有思想光輝的一段。中國的封建知識分子是以讀書作為手段博取功名獲得社會承認的，依附在封建國家機器上甘心為封建統治者所用，往往恪守舊禮製、舊道德，而不能獨立特行，哪怕被抄家被腰斬也絕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們是統治集團中的一員，而不是異類，是製度的維護者而不是批判者，明明知道魏忠賢一夥是“矯詔”，在逆境麵前，不趨炎附勢就已經很了不起了，遑論如葛賢、顏佩韋那樣，不管那一套，以實際行動來表示公眾對黑暗統治的憤慨和反抗。
這種充滿了深層社會思考精神的並不是所有知識階層的人都認同的，大多數人依然把葛賢和顏佩韋等人的行為，同要離、專諸聯係起來，以一種社會公認的封建道德和教義去規範，去闡釋。清順治十五年進士王士禎（漁洋山人）就是如此，持與陳繼儒相近的態度，他的《五人墓》詩寫道：流連虎阜遊，宛轉山塘路。石門映回波，英靈此中聚。滿壇鬆桂陰，落日青楓樹。生旁伍胥廟，死近要離墓。千秋忠介墳，忠魂誓相赴。酹酒拂蒼碑，寒鴉自來去。
蔣士銓也是這樣認識：“斷首尤能作鬼雄，精靈白石走悲風。要離碧血專諸骨，義士相望恨略同。”
這是中國封建知識分子大致相仿的思想認識。
也有質疑的聲音，雍正進士嚴遂成在《五人墓》詩中就說：“嗚呼，荊軻聶政非丈夫，輕生一擲何為乎？”對傳統的俠義行為的代表——刺客及其所作所為不以為然。
顏佩韋五人和葛賢的行為指向及其精神是一致的，他們是相通的，是市民階層反封建的革命性實踐。他們是平民世俗生活的佼佼者，是平民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的代表，他們沒有封建知識分子依附於官本位的那種與生俱來的軟弱，更多地體現了當時全社會的正義和良心。他們的行為所折射出來的社會影響，與要離和專諸的刺殺行為相比，是為民眾為正義，體現社會群體的價值標準和道德觀念，目的不一樣，精神也迥然有別，自然也遠遠超出了東林黨人、複社成員的口頭革命。
詩人尤維熊對此作了反思：“五人墓前流水長，飲他一勺味猶香。自從傾入閑脂粉，蕩盡吳兒俠烈腸。”蘇州地區人們的性格缺失，在五人墓前得到了補充，也一掃軟綿的陰柔，展示了陽剛的一麵。這是至為寶貴的。委曲求全、逆來順受會萎縮我們民族的精神，“刑天舞幹戚，猛誌固常在”，奮起抗爭，站著死，也不願跪著生，才是尤可稱道的。
出獄後已58歲的葛賢也參加了顏佩韋等人的抗暴鬥爭，在五人就義後，他“高五人之風，廬於墓側，卒葬其旁”。他是1630年崇禎三年病逝的，享年62歲，人們根據他生前的願望把他葬在五人墓旁，後人合稱為六義士墳。人們依舊深深地懷念他，無名氏的《葛賢墓》詩寫在他入葬以後：葛將軍，萬夫雄，我昔遇之婁水東……死骨穿近五人塚，生魂嘯動五雨風。葛將軍，今死矣！權奇個校；誰與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