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飛的部將，雖多為北人，但死後均葬在了杭州。張憲墓原在東山弄口，離嶽飛墓隻有一華裏。張憲是一名蜀中大將，也是嶽飛的得意愛將，公元1142年與嶽飛父子同時受難，平反後被追封為烈文侯。他的墓到明代時已經荒蕪，一個偶然的機會，被一個名叫王天佑的杭州人發現，重新修整一新。上世紀60年代時，此墓尚在，已經被圈進了西湖區人民醫院內。據說現在隻剩下墓前的石馬遺跡了。李寶墓在花港觀魚；“馬前張保，馬後王橫”，前者墓在長壽路，後者墓在法院路；楊再興家居艮山門，死後百姓建廟紀念他，留下了地名叫“楊墅廟”，一直叫到了今天。
嶽飛死後才兩個月，戰友韓世忠就在靈隱飛來峰建了一個亭子，名曰“翠徽亭”，名為登覽形勝，實為紀念嶽飛。原來嶽飛曾經寫過一首《登池州翠徽亭》詩曰：
經年塵土滿征衣，
得得尋芳上翠徽，
好山好水看不足，
馬蹄催趁月明歸。
戰友冤死，韓世忠辭官，自號“清涼居士”，頭戴青巾，騎驢攜酒，後麵跟一二小童，縱遊西湖，絕不練兵，終究憂憤而死，卻留得翠徽亭，今日依舊飛來峰上，俯瞰曆史正邪。
嶽飛死後，故居被改為太學，宗屬亦都被發配嶺南。太學生們卻說，夜裏常看見嶽飛在太學中巡行。1276年，元人滅宋，俘虜了太皇太後、皇太後和皇帝，以及文武百官和太學生們，統統擄向北方。太學生徐應鐮與子女誓不投降，全家在太學旁的嶽王祠裏祭祀了嶽飛之後，集體自殺，民族氣節，可歎可敬重！
嶽飛平反後，被流放到嶺南的眷屬又遷了回來，住在今日杭州下城新橋附近，也留下一個地名，叫嶽家灣。據說當年棲霞嶺下多有店家，開店的也多姓嶽，均為嶽王後代，衍至今日，又不知留下多少嶽家後代子孫了。
如今，你隻要在嶽廟前一站，看到大門口那塊大詩碑，上麵刻著嶽飛的《滿江紅》：怒發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你就覺得英雄浩氣，不僅僅是一個人的，也是整個民族的。你麵對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偉大氣節，嶽飛是中華民族的嶽飛。氣節也在參與著曆史，在某種狀態下，改變著曆史。抗日戰爭期間，杭州淪陷前人們紛紛到嶽廟來告別，向嶽王爺宣誓要打回來。光複後又立刻去嶽廟祭拜，告慰英魂。從這個意義上說，嶽飛不是永生的嗎！
注釋[1]選自《走讀西湖》，浙江攝影出版社2006年版。作者王旭烽（1955-），浙江杭州人。作家。著有《旭烽茶話》等。
五人墓[1]
山穀
蘇州和杭州並稱，西湖邊上的“湖上三墳”——嶽飛墓、張蒼水墓、於謙墓，以及秋瑾墓，幾位民族英雄的英靈，使風光如畫的西湖，平添了一股浩然正氣，令世人景仰。嶽飛的“壯士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於謙的“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讓人陡生豪情，特別是女性秋瑾，她的“拚將十萬頭顱血，誓把乾坤力挽回”，更加激勵人心。相較而言，蘇州長達二千多年悠長的曆史，有太多的柔媚，怪不得有人說蘇州是溫柔富貴之鄉，民風敦厚，文人雅士多，而少燕趙慷慨悲歌之士。
當然事情也不是絕對的，吳地的俠義之人，最早見於典籍的當首推吳越春秋時的專諸和要離。當遠在北方的荊軻擊築高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去刺殺秦王的時候，吳地早就相繼上演過了恐怖活動，那就是專諸和要離的故事。為了奪得吳國君主的寶座，公子光（闔閭）請專諸去刺殺吳王僚，專諸用藏在魚腹中的魚腸劍刺殺成功，自己也倒在血泊之中。後人欣賞他的行為，在閶門內至今還有一個街道，就叫專諸巷，可見他在吳人腦海裏的印象之深。另一個就是要離，謀殺對象是時在衛國的僚公子慶忌。要離先是殘忍地殺了妻子，並自斷右臂佯裝負罪出逃，得以親近慶忌，在得手後，自己“伏劍而死”。比起專諸除了俠義外，要離除了陰謀，還搞了更多的偽裝，代價的慘烈使整個行動過程更富有戲劇性、刺激性，他的忠心義膽為後人特別是文人所推崇。要離的墓在專諸巷內，明代“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在沉醉繁華夢鄉的時候，也會忽然悲從中來，想到要離這位先人：“獨悵要離一抔土，年年青草沒城墉。”可見文人對於先輩俠義之風的欽敬和緬懷，也從一個側麵說明這種情結正是知識分子所缺少的。
今天，如我這樣的文化人讀到這樣的故事，已撩不起禮敬的心情，要離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來相幫闔閭成功王業，那是他個人的信仰和選擇，但殘暴地以無辜的妻子的生命作為一種特殊的手段，卻是一種惡劣心理的體現。
在諸侯割據、禮崩樂壞的年代，恐怖和暴力，是實現君王夢和霸主夢必不可少的兩手，農民加流氓無產者所謂的殺身成仁是那個時代的時髦，其時整個社會的生產力水準極低，吳國也沒有更多的文明開化，遠遠不是後來的繁榮昌盛。當社會文明的步伐朝前邁進時，這樣的故事在吳地就越來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