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明越進步，人性的回歸越充分。幾百年、上千年的不斷積累和發展，蘇州已是一個山溫水軟、物產富饒、人文薈萃的文明之邦。這種文化現象帶來的人性影響是，為人之道也充滿了水的韻味，衝淡平和。商業文化的繁盛，和氣生財成了社會大多數成員信奉的處世準則，不爭一時之長短，不爭一時之勝負。
然而這決不是蘇州人性格的全部，在是與非、醜與美、正義和邪惡之間，禮儀之邦的蘇州同樣有著我們民族一以貫之的認同標準，除了理性的抗爭，還有雄視千古的豪情與浩然正氣。誠然，蘇州缺少民族英雄，這是民族的良心和性格體現，但絕不缺充滿人生豪氣的知識分子，像範仲淹、範成大等。這更多地體現了一種人文精神。
“齊民亦自有是非，男兒豈可無意氣”，在蘇州的曆史上，她擁有的驚世之舉，讓人刮目相看的就是上述兩句詩所表達的內容。“齊民”就是平民百姓，蘇州擁有其他城市所沒有的平民英雄！
在閶門的七裏山塘有一處叫葛賢墓和五人墓的地方，那裏埋葬的六位明代萬曆和天啟年間的平民，他們的所作所為就是義薄雲天的壯舉。
未進虎丘山門，沿著黃色山牆向右行，便是通往閶門的七裏山塘街，黃石鋪路，河沿植柳，與虎丘裏人聲鼎沸的場麵相較，現出一派寧靜風光，山塘河駁岸整齊，是重新修聾過的模樣。在青水橋和綠水橋之間一處不甚顯眼的門楣前，矗立著一座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正是“五人墓”所在地。這是一座顯得相當冷寂的小門院落，後麵是一片樹木蓊鬱的後院，在青鬆翠柏的掩映下是一座高大的圓墳。庭院裏還有一座碑亭，是重修的白公堤碑，紀念唐代蘇州刺史白居易開鑿山塘河的功績。
萬曆是明王朝由盛世走入衰敗的起始，封建統治的奢靡和腐敗日益嚴重，對東南沿海富庶地區的搜刮和剝削也有增無減，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太監孫隆受神宗皇帝朱翊鈞派遣，到蘇州增加捐稅。明王朝的一大社會問題是太監橫行，孫隆大搖大擺到蘇州，立刻勾結地痞惡霸到處增關設卡，橫征暴斂，這一年恰恰水災嚴重，絲價昂貴，不少絲織工廠停工歇業，工人失業，於是“吳人罷市，行路皆哭”。
葛賢名成，昆山人，是一位到蘇州城裏打工的絲綢工人，他“手執蕉葉扇，一呼而千人應”，率領絲綢工人群起罷市，集會抗議，並付諸行動，在葑門擊殺孫隆黨羽黃建節，又焚毀孫隆的黨羽湯莘、徐成等人的家。對於這起群眾運動，明王朝當然驚恐萬狀，派兵鎮壓、搜捕。葛賢完全不顧個人安危，把責任一人擔當下來，投案自首。判的罪是相當重的，入獄13年，於萬曆四十一年獲釋。
明末，手工業的社會分工越來越細，資本主義開始在蘇南這塊土地上發芽生長，市鎮大量出現，隨之而來的就是市民階層的興起。葛賢就是市民階層表達自己意誌的英雄代表。
葛賢的行為舉止在社會上激起了強烈反響。
陳繼儒是當時極負盛名的知識分子，雖是華亭人，卻常住在昆山。他在葛賢死後，撰寫了《葛將軍墓碑記》，為他有智有謀、敢做敢為的壯舉叫好，當然也是出於對腐朽時政的不滿，有詩《題葛賢墓》：虎丘塘半歲寒時，草木蕭蕭劍氣悲；獨荷長镵衣短後，五更風雨葬要離。
陳繼儒把葛賢的精神與要離的精神歸為一類，那就是忠臣義膽。但是在事物的本質意義上，葛賢和要離是完全不同的精神代表。為公眾利益和為君王的利益，是不一樣的，他們所“忠”的和所“義”的對象，也根本不是一個載體，個人所體現出來的人生價值也迥然不同。在葛賢等人身上體現的是種正義和反抗壓迫，以剛正、激烈的手段來抒發對社會不公正的反抗，是忍無可忍的爆發，是群體意誌和行為的集中體現，也可以說是正義對邪惡勢力的衝撞，從某種意義上說，它體現了一種民主的力量而不是個人的行動。
葛賢不是孤立的。在封建社會裏，這種抗爭不同於農民起義，以武力反抗暴政，更不同於士大夫的“文死諫”。這種行為方式，隻有在明代後期以後才會發生，因此實際上它是當時社會政治結構和經濟狀態的條件下，社會矛盾衝撞的產物。在這種社會環境裏，不論工人、農民、市民、知識分子，在麵對正義和邪惡、正直善良和陰險奸佞、忠和奸、君子和小人等價值判斷上，有相似相近的政治立場、道德良知和是非標準。這是趨同標準，但在整個價值理念和行為判斷上，和要離、專諸的行為，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