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非常時刻(1)(1 / 3)

不錯,北京是一座曆史古城,也是一座文化古城,但不應忘記它也是一座政治之城。遠的不說,從維新變法開始,就接續了庚子事變、五四運動、三一八慘案、一二·九運動、盧溝橋事變,直至開國大典……老舍的《茶館》寫意地記錄了一係列政治變故對市民生活的投影,“茶館”可以說是“北京”的象征。本單元的文章即著意展示現代史上發生在北京的係列重大事件,關注北京的“非常時刻”。雖然隻選擇了1919年5月4日、1926年3月18日與1935年12月9日三個時間點,但讀者仍可以感受到曆史風雲中,北京人與城的血性,這是許多有關北京的描述所忽略的。

回憶五四運動①(節錄)

/許德珩

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於德國的失敗與蘇聯革命的成功,一時“公理戰勝強權”、“勞工神聖”、“民族自決”等名詞,呼喊得很響亮,激動了每一個青年的心弦,以為中國就這樣便宜的翻身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一九年四月,這一期間學生們真是興奮得要瘋狂了。庚子(一九〇〇年)義和團運動的時候,對德國屈服賠罪而建立在北京東單牌樓最恥辱的“克林德碑”也拆除了,改建為“公理戰勝”的牌樓,豎立到中央公園去了(現在的中山公園。解放後改為“保衛和平”牌樓)。名流們也勤於講演,今天你講一套“民主主義戰勝軍國主義”的理論,明天他又講一套“公理戰勝強權”。蔡元培在中央公園搭起台來,講演“勞工神聖”。隻有李大釗同誌高呼“庶民的勝利”(《庶民的勝利》一文,原是李大釗同誌講演稿),歡欣鼓舞的慶祝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在聽眾中有很好的反映。

五四前夕的決定

大家眼巴巴地企望著巴黎和會能夠給我們一個“公理戰勝”,那曉得奢望的結果是失望。四月底,巴黎和會這個強盜分贓的會議決定,要把德國強占我國山東的“權利”,判給日本帝國主義繼承。同時還拒絕了關於取消袁世凱與日本所訂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提議。五月二日,我從蔡校長那裏聽到了這個晴天霹靂的消息,便約集參加在《國民雜誌》社的各校學生代表,當天下午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討論辦法。高工的一位學生代表夏秀峰當場咬破手指,寫血書,大家激動得眼裏要冒出火來。於是發出通知,決定五月三日(星期六)晚七時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後來的北大三院)大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並約北京十三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代表參加,計有:北京大學全體學生、清華、高等師範、中國大學、朝陽法學院、工業專門學校、農業專門學校、法政專門學校、醫藥專門學校、商業專門學校、彙文學校(燕大前身)、高師附中、鐵路管理學校等校學生代表。到會的人極為踴躍。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級學生廖書倉為臨時主席,推定北大文科學生黃日葵、孟壽椿二人做記錄,推許德珩起草宣言。發言的有丁肇青、謝紹敏、張國燾、許德珩以及各校學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大會共議決辦法四條:(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和約上不簽字;(三)通電全國各省市於五月七日國恥紀念日舉行群眾遊行示威運動;(四)定於五月四日(星期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會開得很緊張的時候,有一位十八、九歲的同學劉仁靜,拿出一把菜刀來要當場自殺,以激勵國人。法科學生謝紹敏悲憤填膺,當場將中指齧破,裂斷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四字,揭之於眾,這就更激勵了全體學生的情緒,於是決定第二天即五月四日早上全體遊行示威。大家掌聲如雷一致同意,準備行動。當晚,西齋的同學一夜沒睡,用竹竿做旗子,長的做上大旗子,短的做上小旗。我於宣言寫好後把自己的白布床單撕成條幅,書寫標語,一直搞到天亮。有的同學咬破手指,血書標語。那時還沒有“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集會的主要目的在收回山東主權,收回青島,反抗日本,反對列強以及懲辦賣國賊和軍閥官僚,所有標語大都是寫著,“收回山東權利”、“懲辦賣國賊”、“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廢除二十一條”、“抵製日貨”等等句子,各校寫法大同小異。

五四的集會遊行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早晨,北京各校學生按計劃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約計有三千餘人。那天到天安門最早的是高師、彙文兩校。北大因整隊出發時,有教育部代表及軍警來勸阻,耽誤了時間,所以到天安門最遲。天安門前,金水橋南,豎起大小白旗數十麵,寫的都是反對列強,懲辦賣國賊的口號,謝紹敏的“還我青島”的血書,也懸掛在內。我們在天安門停了好久,向群眾說明遊行示威的意義,群眾因之也就參加的多了,遊行示威的人數因之也就增加了。有人提議往東交民巷示威,於是遊行隊伍到了東交民巷西口的美國使館。當時的東交民巷是使館區,一向不許中國人成群結隊進出。我們在軍警林立的情況下,先到美國使館遞了英文聲明(說帖),說明遊行示威的目的,群呼口號之後過去了。再到日本使館,軍警圍了三、四層,其中還有許多日本軍警,真是如臨大敵。我們在這裏待了很久,大家不想同日方正麵衝突,高呼口號後,有人提議“我們找賣國賊算賬去!”於是出東交民巷,經禦河橋、東單牌樓,直奔趙家樓賣國賊曹汝霖家。因為交通總長曹汝霖是二十一條的簽字人(那時曹是外交次長,外交總長陸徵祥在國外,不負實際責任),正是愛國群眾鬥爭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