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作為一門研究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心理關係的獨立學科，自19世紀中期形成以來，在國際上已逐漸發展成為一門關心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決策性學科，是許多發達國家的顯學。
20世紀初，人類學傳入中國，並曾在30年代至40年代得到過長足的發展，出現了李源、吳澤霖、林惠祥、楊成誌、淩純聲、費孝通、林耀華、岑家梧等這些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的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所著的《江村經濟》還成了人類學本土化的開山之作，從而開創了國際人類學發展的新時期。
毋庸諱言，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50年代以後，人類學作為一門所謂“資產階級學科”而被取締，致使其元氣大傷，直至70年代末乾坤扭轉以後，社會學、民族學得到了恢複和發展，而人類學卻由於種種原因而恢複較緩，發展較慢。中國人類學會雖然於1981年5月宣告成立，但中國人類學的發展在此後十幾年的時間裏仍處於緩慢發展的態勢之中，與突飛猛進的中國社會學的發展不可同日而語。
9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一批出國留學的人類學博士、博士後們的紛紛歸來，為緩慢發展中的中國人類學注入了新鮮血液，從而激發了中國人類學的活躍。1995年的第1期《廣西民族學院學報》發表了喬健教授的《中國人類學的困境與前景》一文，一時間人們對中國人類學的發展問題議論紛紛，形成了1995年中國學術熱點之一。由此開始的學術討論，後來都集中到了“人類學本土化”的問題上。
對浩如煙海的中國曆史文獻進行人類學的解讀和分析，是中國人類學界的一項重大使命；對中國社會進行人類學的解讀和分析，是中國人類學界的一項更重大的使命。因此，“人類學文庫”的宗旨是：在人類學本土化中提倡和引導人類學田野考察，從對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心理關係豐富的中國社會生活中提煉、概括和升華出指導現實生活的規律性的東西，使中國人類學在走向人民、走向社會中得到洗禮、得到發展。
了解人類學史的人們都知道，人類學學科是靠田野調查起家的，國際人類學界大師們有價值的著作、有影響的理論基本上都是對田野調查的提煉、概括和升華。
——古典進化論學派最著名的大師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 1831～1917）曾深入墨西哥的偏僻山鄉遊曆，對那裏的民風民情以及考古出土的文物作了深入的田野調查，於1861年出版了《阿那瓦克：或古代及現代的墨西哥與墨西哥人》。[1]這部墨西哥之旅的遊記，作為泰勒關於人類學的處女作，奠定了他從事人類學研究的基礎。此後他於1865年推出的《人類早期曆史及其文明發展之研究》，[2]以及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都是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提煉、概括和升華出了進化論思想。尤其是他的皇皇巨著《原始文化》，有著十分豐富的從田野調查中得來的民族誌資料。而他在書中所用的資料，所進行的描述和分析，都有目的地導向“人類的文化基本上都受到進化發展的特定規律的支配”[3]這一理論原則的建立。古典進化論的另一位大師摩爾根（Lews Henry Morgan 1818～1881）也十分重視田野調查。他曾長期深入印第安人居留地，考察他們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風俗習慣以及社會機構。在長期的田野調查中，摩爾根同印第安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並被易洛魁人塞納卡部落鷹氏族收養入族。在這個深厚的田野調查基礎上，摩爾根從1851年發表《易洛魁聯盟》開始，繼而於1870年出版的《人類家庭的血親和姻親製度》，[4]提出了人類社會由初期的雜亂性交，經過群婚製的各種形式而達到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進化理論，以及由母係氏族過渡到父係氏族而導致氏族製度最終走向滅亡的氏族進化理論。最後於1877年出版了最能代表他的社會進化論思想的力作——《古代社會》。《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評價這部書時說：“這是對文明的起源和進化所作的最早的重大科學論述。”[5]從田野調查到古典進化論，泰勒成了“人類學之父”，而摩爾根則是“為數無幾”的“對20世紀有巨大影響的19世紀社會思想家”。[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