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風靡於歐洲的傳播論學派作為反對古典進化論學說的一個學派，也沒有離開過田野調查。如德國傳播論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弗羅貝紐斯（Leo Frobenius 1873～1938）為了論證“西部非洲文化圈”的存在，曾經11次對非洲進行考察，於189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巨著：《非洲文化的起源》，明確地把剛果河流域、下幾內亞和上幾內亞河沿岸確定為“西非文化圈”，並論證了該文化圈的特征包括兩麵坡房頂的直角房屋、用植物作弦的弓、用植物作弦的多弦樂器、沙漏計時器式樣的鼓、假麵具等諸方麵，從而提煉、概括和升華出了“文化圈”的概念，認為整個“文化圈”都可以遷移和傳播。又如英國傳播論學派的代表人物威廉·裏弗斯（W．H．A．Rivers 1864～1912），1905年後曾對印度南部的托達人進行了第一手的研究工作，1906年出版了《托達人》；1908年完成了對美拉尼西亞諸島的田野調查，1914年出版了《美拉尼西亞社會史》。此書對大洋洲移民史的研究，雖今學術界不敢苟同，但他在該書導言中對美拉尼西亞所作田野調查中提煉、概括和升華出來的“各族聯係及其文化的融合，是發動各種導致人類進步的力量的主要推動力”[7]的觀點則是正確的。
——美國文化曆史學派的開山祖弗朗茲·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1）從轉向從事人類學研究開始，就在巴芬蘭的愛斯基摩人當中作了一年多的田野調查，其後出版了《中部的愛斯基摩人》。在此後人類學研究的生涯中，他大力提倡長時間地在小範圍內進行詳細深入的田野調查，開創了文化人類學“透視性”（Perspective）的一代學風。正是在這種大力提倡田野調查的背景下，博厄斯雖曾一度接受進化論的觀點，卻沒有歸附到進化論派的大旗下；同時，他又認為傳播論派的學說漏洞較多，也沒有認同該派的學說。[8]他在長期的田野調查以及科研和教學實踐中提煉、概括和升華出了獨具一格的包括文化相對論、文化觀的發展與“文化區”的概念的文化觀，這使他獲得“文化人類學”與“美國人類學之父”的美譽。
——英國功能學派的鼻祖馬林諾夫斯基（Brow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1）受名著《金枝》的啟發，也轉向專攻人類學，之後即身體力行進行田野調查。他於1914年9月抵達新幾內亞，先後在麥魯島、多布島以及特羅布裏恩島等地進行田野調查。因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的蔓延而於1918年10月才離開特羅布裏恩島抵達澳大利亞，並於1919年在墨爾本居留了一段時間，從事田野調查。直至1920年他任教於倫敦經濟學院後，每逢假期，他總是到歐美諸國從事田野考察和講學，或去非洲等地指導他的學生進行田野調查。正是在如此豐富的田野調查經驗的基礎上，他在批判文化進化論和傳播論等派學說的同時，不僅提煉、概括和升華出了以文化變遷的動態研究為主的功能學說，而且還總結了田野調查的經驗，提出人類學家不應當隻是一個被動的觀察者，而應當是一個主動的參與觀察者，從而創立了參與觀察法，並成為當代應用人類學研究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