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模式論學派的女將之一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 Fulton Benedict 1887～1948）最早曾到皮瑪（Pima）印第安人部落作田野調查，發現這裏與她早期所熟悉的普埃布洛（Pueblo）印第安人文化有很大的差異。此後，她多次到阿帕契（Apache）、科契蒂（Cochiti）以及布萊克福（Blackfoot）等印第安人部落中進行田野調查，並於1934年出版了《文化模式》，提出了轟動學術界的“文化模式論”（Patterns of Culture）。而她關於日本民族性的《菊花與劍》一書卻是她運用“文化模式”理論研究的一個成功個案，它使得研究原始民族為主要任務的人類學家的注意力導向了對現代社會的研究，使人類學走出了原始社會，轉而走進了現代社會，從而大大提高了人類學學科的地位。文化模式論學派的另一女將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更是從田野調查中獲得了輝煌。在她的前期學術生涯中，1915年她隻身遠赴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亞群島，在幾乎與世隔絕的薩摩亞人中作了9個月的田野調查，從而完成了博士論文《薩摩亞人的青春期生活》；1918年，她又動身前往新幾內亞北部阿米拉提群島的馬努斯人（the Manus）中作田野調查，先後出版了《新幾內亞兒童的成長》、《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等著作，從田野調查中提煉、概括和升華出了文化對人格與行為模式塑造的決定性作用的理論。在米德後期的學術生涯中，她的研究從原始文化轉向了當代社會文化，對社會文化的急劇變遷、家庭解體、種族矛盾和民族衝突、學生運動、性解放、代溝等一連串問題作了大量的田野調查，發表了一係列著作，從而使人類學家的影響大大超過了本學科的範圍，使人類學開始從人類學家的書齋裏走向社會，走向人民。
——新進化論學派的斯德華（Julia N．Steward 1901～1971）大師在30年代初獲得博士學位後就曾攜新婚的妻子在鬆鬆尼、普埃布洛印第安人中作田野調查。1935年在國立史密森博物館所屬的美國民族學局任職後，又曾深入到南太平洋沿岸的秘魯和厄瓜多爾等國進行田野考察。1943年他作為美國民族學局的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邀請近百名歐美諸國的專家學者對南美印第安人進行調查，完成了6卷本的《南美印第安人手冊》。正是在這大量的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斯德華於195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文化變遷的理論：多線進化的方法論》，從中提煉、概括和升華出了“文化生態學”以及新進化論的理論，從而為新進化論的重振與發展帶來了勃勃生機。他的文化生態學還對當今與未來世界的環境和生態保護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