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主義學派的大師法國的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G．Levi Strauss 1908～）也是靠田野調查起家的。當他1934年轉向人類學研究時，利用擔任巴西聖保羅大學社會學教授的機會，多次深入巴西的中部和東部地區進行人類學田野調查。1938年6月在法國政府的資助下又率人類學考察小組到巴西內陸的馬托格羅索高原等地對印第安人進行田野調查。正是在這種基礎上，加上受到新興的結構語言學理論的影響，從而創立了結構人類學的學說體係，把長期以來僻居於歐洲理論文明邊緣的人類學研究成功地引入了社會與文化思想界的核心圈子中。同時，由於結構人類學派能夠抓住人類社會文化生活的整體性核心——結構，能夠掌握方法論的過程——模式化，因而往往略勝一籌於其他學派。[9]
——象征人類學學派的大師維克托·特納（Victor Witter Turner 1910～1983）從事人類學研究後，於50年代初在讚比亞的恩第布部落作了近30個月的田野調查。60年代他從英國轉到美國大學任人類學教授時，又曾經遠赴非洲、歐洲、中美洲、印度及日本等地進行廣泛的田野調查。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特納創立了“象征人類學”學派，他的論著也被“公認為最近幾十年來人類學界所出現的最佳論著之一”。[10]
國際人類學界的大師們靠田野調查起家，中國人類學界的前輩們也是靠田野調查起家的。如：
——岑家梧（1911～1966），生前為中南民族學院副院長、教授，曾先後到雲南、四川、貴州、廣東等地進行田野調查，從事藝術史、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史前史等課題的研究，在學術界影響廣泛。他著有《史前概論》、《史前藝術史》、《圖騰藝術史》、《西南民族文化論叢》、《中國原始社會史稿》等。
——費孝通（1910～），現為北京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教授，一生從事社會人類學研究而從未放鬆過田野調查。他根據田野調查而寫成的《江村經濟》是人類學本土化的開山之作。其他如《祿村農田》、《鄉土中國》、《生育製度》等著作，以及近十幾年來對小城鎮問題的考察和研究，在人類學界都有廣泛而重大的影響。
——江應梁（1909～1988），生前為雲南大學教授，長期致力於中國南方民族研究，特別是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對雲南的傣族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作過深入的田野調查，著有《傣族史》等。
——梁釗韜（1916～1987），生前為中山大學人類學係教授，1981年中山大學人類學係複辦後，任首任係主任。他一向重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著有《中國民族學概論》（合著）、《中國古代巫術——宗教的起源和發展》等。
——李安宅（1900～1985），1934年至1936年在美國留學時曾對美國印第安祖尼母係社會進行了田野調查，發表了《祖尼：母係社會研究》，對美國人類學家史蒂文森（M．C．Stevenson）和邦澤爾（R．L．Bunzel）等人對祖尼人研究的看法提出了質疑，對人類學方法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回國後曾對藏族的宗教進行了田野調查，出版了《藏族宗教之實地研究》，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注意。
——李方桂（1901～1987），對中國壯侗語族的許多語言和方言進行了開創性的田野調查，其中也涉及民族文化的其他方麵，著有《比較台語手冊》、《龍州土語》、《莫話記略》等，成為中國非漢語言研究的開創人和奠基者。
——李景漢（1894～1986），生前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長期從事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與研究、教學。他主持的定縣社區調查，對中國北方農村社區的研究有重要影響。此外，他還對雲南等地的少數民族社區進行過田野調查，著有《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等。
——林惠祥（1901～1958），生前為廈門大學人類學教授，畢生致力於人類學的研究和教學，對東南亞及我國的少數民族進行多次田野調查，是中國對台灣省高山族最早進行田野調查的學者，著有《台灣番族之原始文化》、《蘇門答臘民族誌》、《婆羅洲民族誌》、《中國民族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