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耀華（1910～），現為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曾深入福建漢族聚居的鄉村，以及彝族、藏族、達斡爾族等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田野調查，著有《金翼》、《涼山彝家》等。
——淩純聲（1901～1981），畢生致力於人類學研究，並深入各民族聚居區進行田野調查，其關於東北的赫哲族和湘西苗族的田野工作及著作被譽為早期中國人類學田野調查的佳作。他的著作有《鬆花江下遊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調查報告》、《佘民圖騰文化的研究》等。
——潘光旦（1899～1967），生前為中央民族大學教授，他在50年代進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中，以史料與田野調查相結合的方法，對土家族的民族認定起了重要作用。他著有《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等。
——許烺光（1909～1996），1977年～1978年曾任美國人類學協會主席，長期在中國的中部、北部和西部、南部及美國夏威夷華裔居住區、印度、日本等地進行田野調查，首先提出“心理人類學”的概念。他著有《中國南部家庭的功能》、《祖蔭下：中國親屬關係、個性和社會流動性》、《美國人和中國人：兩種生活方式的比較》等。
——楊成誌（1901～1991），生前為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是中國人類學學科的創建者之一。30～40年代任中山大學教授及人類學部主任、人類學係主任等職，1928年率先到大小涼山彝族地區進行調查，之後他多次到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田野調查，著有《雲南民族調查報告》、《廣東北江瑤人調查報告》、《海南島苗黎調查》等。
凡此等等，不勝枚舉。一句話，田野調查是人類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也是人類學研究的基礎。縱觀國際人類學的發展史，各學說、學派的出現，無一不是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提煉、概括和升華出來的結果。所以，今天我們討論人類學本土化問題，不能不特別慎重地提出，對中國社會進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是中國人類學界的重大使命之一。
人類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一門研究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心理關係和規律的學科，必須以解決人類生存與發展問題為己任。所以，人類學從本質上說是屬於人民的。當前，麵臨世紀之交，麵對新世紀的挑戰，人類所麵臨的許許多多問題，中國所麵臨的許許多多問題，都需要人類學家們作出解釋和分析，給出答案和對策。因此，說到底，人類學本土化的核心問題就是為人民服務、為社會服務。而要為人民、為社會服務，人類學必須走向人民、走向社會，而不應該是走進書齋、走進象牙塔。而走向人民、走向社會就是走進田野進行調查，不斷地從中提煉、概括和升華出解決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理論和規律來。隻有這樣，人類學才會回歸人民，回歸社會，才會得到人民和社會的尊崇，也才有可能成為學術界的顯學。
徐傑舜在《人類學本土化在中國》一書的“跋”中曾寫道：
當前在占有世界上1／5強人口的中國正進行著人類曆史上最巨大的一次社會變革，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從封閉社會轉向開放社會的迅速轉型為人類學提供了最大最豐富的田野研究場所，中國人類學家應該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對目前中國正在進行的空前的社會經濟文化大變遷展開廣泛深入的田野調查，寫出不愧於這個時代的研究成果。我們也堅信，這種從田野中來的研究成果不僅能對正在變遷中的中國社會作出實證的、客觀的說明，更能如喬健先生在他的著名論文《中國人類學發展的困境與前景》中曾說過的：“對人類學的許多基本論題用中國的新的案例來確認或詮釋，或質疑甚至否定某些論題，或可以發掘出許多新的論題，使現代人類學在新的中國資料中受一次洗禮，洗禮之後，它會變得更有世界性，升到更高的理論水平。”[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