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輿論而不挾持民意
刊首快語
作者：張桂芳
近年來，輿情成了一個很熱的詞彙，但這一詞彙更多地與政府部門相關聯，是政府部門及管理者關注與應對的對象。輿情監測機構與研究者也大多從這一角度來研究輿情的發展規律與輿情的研判方法，為政府部門提供應對的策略。至於媒體與輿情的關係，則少有涉及，盡管媒體是體現輿情的重要渠道，很多媒體也都設置了輿情監測與分析機構，但體現在媒體的報道上，卻是另一番景況，不僅沒有全麵地反映輿情，甚至常常陷入對輿情的誤判。
一
以春節報道為例，作為每年一度的常規報道，從“有錢沒錢回家過年”到“有車沒車回家過年”，每年的春節媒體都以此為基調大肆報道，渲染著回家的氛圍，言下之意無論什麼情況都必須回到老家與父母親人團聚，透著那麼一股子悲壯。而且總有一些刺痛人心的新聞在佐證這種悲壯，比如今年的春節報道中就有這樣的新聞：一小夥為省路費騎車回家，從去年臘月二十一就出發了，結果年都過完了人還沒到；孩子發高燒父母卻不肯下火車；父親不放心兒子雪天開車返程陪行2450公裏……團聚，這是傳統春節的要義，但節日的團聚應該是歡樂的。如果春節的團聚要以巨大的犧牲來換取，如果節日的歡樂摻雜了辛酸與悲壯，那我們就應該追問這樣的節日團聚是否真是人心所願。如果不是，我們報道的主題和基調是否也應該重新考慮？
2011年末民政部中國社工協會聯合某專業調查機構做的關於過年回家的調查顯示，有近70%的受訪者表示“為春節回家而煩惱”。這是一個真實得有點驚人的數據，它反映了人們在傳統觀念與現實境況之間的衝突，也反映了因為回家而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媒體需要反映這種衝突和問題，更應該著眼於現實，通過輿論引導去化解這種衝突和問題。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媒體給予公眾多元選擇的輿論支持，那麼每一個人或許都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安享節日的快樂，春節也不再是矛盾和社會問題的高發期。但媒體仍然固守傳統，在流動的移民社會固守著“父母在不遠遊”的農業社會的道德觀念，這種強化傳統觀念的做法實際上是挾持民意，媒體強大的輿論洪流裹挾著那些心事重重的人群浩浩蕩蕩奔赴家鄉。
再比如關於某個社會群體的報道，不管是弱勢群體還是強勢群體，媒體總喜歡站在道德製高點，要麼對弱勢群體施以憐憫，要麼對強勢群體“贈予”鄙夷。在媒體發起的一場場“圓夢”、“救助”、“討伐”活動中，他們製造輿論但並不尊重輿情，且沾沾自喜於自己的行動，將被裹挾其中的當事人與參與人當作炫耀的資本。某個社會群體存在的真正問題與意願被遮蔽在媒體製造的輿論喧囂之外。這樣的選擇也許跟媒體避重就輕的選擇有關，但也許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某個社會群體隻有留於表麵的印象和想當然的認識，並沒有進行過深入的了解。
以上所舉例子均為常規報道所反映的輿情誤判及不當介入，這似乎跟一提起輿情就往往跟突發性的非常規事件相連有些出入。的確，在某些政府部門及管理者的眼裏，那才是難以應對的輿情所在。但在媒體這裏，最難研判的輿情恰恰就在最為常見也最為普遍的社會生活領域，在社會生活領域的常規報道裏麵所體現的輿情誤判所引發的影響也最為廣泛和深遠。在現代社會，媒體是公眾獲知外部世界信息、形成個體觀念與行動的重要來源，媒體對輿情的誤判和不當介入極可能影響公眾的認知和行動，使錯誤的觀念和行為模式得到強化，尤其是當這種誤判和介入貌似符合主流輿情，或者打著正義道德的旗號時，比如我們上麵所提及的春節回家主題的報道與關於某社會群體的報道，這樣的負麵影響很難通過輿情的自清潔功能得到糾正。因為在社會轉型期，很多觀念正在改變但還未完成改變，大都有切身的體會但未形成明確的意識，敏感的媒體人都很難擺脫刻板成見，大眾就更難以辨識，更遑論去澄清輿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