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家族》在美國的翻譯和傳播
國際媒介
作者：王立
自1981年以來，莫言的作品先後被翻譯成英、法、德、日、意、韓等二十多個國家的文字出版。除波蘭文、挪威文、葡萄牙文和希臘文之外，《紅高粱家族》無一例外都是莫言作品中被首先翻譯的。可以說，《紅高粱家族》是國際社會了解莫言的一張名片，尤其是在美國。
對《紅高粱家族》的譯介
隨著《紅高粱家族》被拍成電影《紅高粱》，並在1988年的西柏林電影節上獲得金熊獎，莫言迅速獲得了國際性的聲譽。其中，《紅高粱家族》首先被葛浩文（Howord Goldblat）翻譯成英文，並於1993年由企鵝出版集團出版發行。其後，莫言的多部長篇小說和中短篇小說集先後被葛浩文翻譯、出版。莫言也多次應葛浩文和出版社的邀請到美國演講和推介自己的作品。莫言的作品尤其是《紅高粱家族》，日益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視，並逐漸為美國的讀者所接受。
葛浩文是美國聖母大學的講座教授，他先後翻譯過台灣作家黃村明、王禎和、朱天文以及大陸作家張潔、賈平凹、李銳、蘇童、薑戎、畢飛宇等多人的作品。據莫言自己講，他和葛浩文的合作開始於1988年，葛浩文曾給莫言寫過一百多封信和通過無數次電話，來探討莫言作品的翻譯問題。莫言也曾在多個場合講，自己的作品被葛浩文翻譯是非常幸運的。莫言於2000年3月在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校區的演講中，曾評價葛浩文的譯本與他自己的原著是一種“旗鼓相當的搭配”，並認為葛浩文的譯本為他的原著“添了光彩”。
葛浩文翻譯的漢語文學作品多為曆史小說，《紅高粱家族》自然也不例外，這當然也是為了投合美國讀者的閱讀興趣。葛浩文在2008年接受《南方周末》專訪時認為，美國讀者之所以喜愛中國的曆史小說，是因為他們認為可以從中國的文學作品中讀出曆史的本來麵目。
對《紅高粱家族》的研究和傳播
在被翻譯成英文的莫言作品中，《紅高粱家族》是賣得最好的。這自然與研究者的研究推介分不開。
在美國，有許多大學設有東方文化研究中心或中國文學係。研究者多是一些漢學家和他們所帶的研究生。由於研究者本身的經曆、所受教育的背景和所持的學術觀點多有不同，他們對《紅高粱家族》的研究興趣點也往往相去甚遠。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是對作品思想政治性的解讀。盧同林（Lu Tonglin）曾指出，莫言小說寫作的散漫風格和其隱含的意識形態與當時提倡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風格大相徑庭。餘占鼇這個反叛者和通奸者卻成了抗日英雄，這變相嘲弄了中國共產黨以抗日英雄自居的形象。朱玲（Zhu Ling）《一個勇敢的世界？——論〈紅高粱家族〉中男性和女性氣質的建立》一文中認為，小說描寫一個具有野蠻的、男性特質的主人公，在一個半烏托邦式的世界，建構了他具有原始氣息和充滿生命力的男性形象，表達了無論是對社會主義還是對儒家烏托邦思想意識的幻滅感。有的學者如杜克·米切爾（Duke Michel），較為係統地梳理了莫言在上世紀80年代的創作，認為莫言的小說寫出了沒有自控能力的農民在不公正的社會製度下的悲慘命運，這和毛澤東時代的作家把農民塑造成社會主義的主人翁和積極的建設者的形象形成了鮮明對照。類似上述的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政治式解讀，在英美漢學研究中都有相當的市場。這種對《紅高粱家族》的解讀方式，與英法等歐洲發達國家對莫言作品的政治性解讀並無二致。雖其研究自然不乏牽強附會之處，卻也有片麵性的深刻，並部分道出了《紅高粱家族》的複雜和獨特之處。
二是對餘占鼇人物形象的研究。鍾雪萍（Zhone Xueping）在名為《雜種高粱和追尋男性氣概》的文章中指出，小說敘事者以雜種高粱這種自我貶抑的方式自居，並在純種高粱的呼喚下去向先輩致敬，敘述者實際上是對毛澤東時代文學中所塑造的英雄男性形象的暗諷，認為隻有像餘占鼇那樣敢愛敢恨，充滿生命激情的生活狀態才是真正的男性氣概。鍾雪萍的結論和朱玲在《一個勇敢的世界？——論〈紅高粱家族〉中男性和女性氣質的建立》一文中對餘占鼇的分析有許多類似之處，也和國內許多研究者對餘占鼇形象的獨特解讀有異曲同工之妙。鍾伯名（Stuckey G Yomi）在《莫言與紅高粱》一文中認為，餘占鼇和九兒在其桀驁不馴的外表下掩藏著脆弱而敏感的心，他們的心靈深處充滿了對自我掌控命運的呼籲和追求不受外在束縛的強烈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