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抗戰新聞史研究的補白之作
書評書訊
作者：方曉紅
新聞史一直是新聞學者的重要研究對象，近代以來，我國的新聞事業隨著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開始產生並且不斷成長。可以說，近代中國的每一重大事件都與新聞事業有著密切的關聯。我國新聞史的係統研究始於戈公振，他的《中國報學史》整理了大量珍貴資料，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後的史學研究者主體上沿襲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觀、係統研究為主，其間北有中國人民大學的方漢奇先生、南有複旦大學的丁淦林先生，兩位的扛旗之作是這一類研究的典範。
改革開放後，我國新聞史研究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尤其是隨著新聞專業在全國各高校相繼設立，新聞史研究者數量大大增加，中國新聞史學研究的成果不再僅集中於幾個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隨著思想的更開放、思維的更活躍，新聞史學的研究禁區相對減少，尤其是21世紀以來，研究的視野、角度與空間均有了極大的拓展。地方新聞史、城市新聞史、個報新聞史的研究，也愈見豐碩。由靖鳴先生等人撰寫的《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戰初期，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強大攻勢，加之國民黨抗戰政策的失誤，導致上海、南京、武漢等重要城市相繼失守，大半國土淪陷。國民黨遷都重慶之後，桂林成了抗戰大後方的一座重要城市。這一時期統治桂林的新桂係采取了比較開明的文化政策，為此，大批受戰火威脅的學者、文人、知名報人紛紛來到桂林，桂林一躍而為國民黨統治區文化事業極度興盛之地，新聞事業也活躍其間。長期以來，對桂林抗戰時期的研究一直在進行，但是這些研究大多著眼於文學藝術方麵，《桂林抗戰新聞史》一書正好填補了關於這座抗戰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對我國地域新聞事業發展的研究同樣具有補白意義。
從第一手資料著手，詳論活躍於抗戰時期的重要報刊與報人
《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注重從報紙文本和第一手資料開展研究工作，從曆史實際出發，研究抗戰時期桂林獨特的新聞現象，進而論從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觀點與結論，這些觀點是具有建設性意義的。
該書共分九章。在書的第一章“緒論”中，作者主要闡釋了該書的選題由來以及研究框架，並對桂林新聞事業史及其研究狀況進行了論述，同時對當時桂林的政治經濟文化情況進行了深入研究。
對抗戰時期桂林新聞事業進行研究，無論如何也避不開新桂係，作為民國時期一支重要的軍政派係，無論是前方的戰事還是大後方的建設，新桂係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對廣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間，由於新桂係對廣西進行了較好的治理，使得廣西擺脫了偏遠落後省份的麵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現，尤其是新桂係主要領導人李宗仁指揮的台兒莊戰役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士氣，從而使得新桂係在全國中聲望極高，蔣介石對其不敢小覷。此外，新桂係也試圖在蔣介石政府以及中國共產黨之間周旋，以保護並擴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係對待中國共產黨明顯地有別於蔣介石政府。雖然身為國民黨政府的重要組成力量，新桂係在根本上不希望共產黨做大，但為了防範蔣介石和擴大自己的影響力，新桂係也非常注意拉攏共產黨，對共產黨的政策相對緩和。抗戰時期，《新華日報》等報刊得以在桂林地區相對順利地發展，與政治上的這種微妙關係有關。因此，專著首先對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紹與分析，從全書的結構與邏輯上來說，這一部分內容為此後若幹章的展開作了非常必要的鋪墊。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對桂林抗戰時期的幾份主要報紙進行了詳細研讀，總結出抗戰時期桂林新聞事業的幾個突出特點：這一時期的桂林各家報紙的新聞報道都表現出新聞專業主義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著新聞報道的客觀性，尤其是《大公報》（桂林版）。新記《大公報》在複刊之初就確立了“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辦報方針，這不僅是《大公報》的辦報方針，也是張季鸞對新聞專業主義的追求。1941年，《大公報》（桂林版）開始出版，依舊堅持“四不”辦報方針，重視發布時效性強、形式多樣、題材廣泛的長篇通訊，將單個小事件放在整個社會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報道角度，為讀者營造豐富的想象空間。其次，桂林各報的言論中心在於抗日救國。民族危亡階段，各報之間放棄了以往的相互攻訐，一致對外，通力合作，宣傳中國抗戰必勝，言論極具特色，奠定了軍民勝利的信心。第三，由於桂林城內報紙數量眾多，也加劇了各報之間的競爭，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贏得一席之地，各報積極進行改革，提高報紙質量，並且根據自身特點推行靈活多樣的管理製度，提高媒體的運行效率。此外，抗戰時期由於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來到桂林避難，這在客觀上推動了桂林文化事業的發展，文化的發展進而促進了報紙副刊的發展。在這一時期，桂林各報的副刊辦得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極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報》（桂林版）。該報副刊得到茅盾、田漢、張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報》（桂林版）的副刊極具文藝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