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晉時期的甘肅
前言
西晉時期，以世族和地方著姓為代表的漢族封建勢力進一步壯大，而羌、氐、鮮卑、匈奴等周邊民族紛紛內遷，甘肅成為民族關係最複雜的地區，受西晉統治者及地方封建勢力的歧視排斥和壓迫，內徙各民族開始了反抗西晉統治的鬥爭，由此引發的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波及甘肅，隨著西晉王朝的滅亡，甘肅再度陷入封建割據時期。
第一節 封建勢力的發展
一、西州豪門著姓
魏鹹熙二年（吳元興二年、甘露元年、265年）十二月，司馬昭之子司馬炎廢掉魏元帝曹奐而建晉稱帝，開始了西晉在北方的統治。司馬炎就是晉武帝。
西晉代魏，既是司馬氏家族政治、軍事實力長期積累的結果，也是漢魏以來北方豪族勢力，特別是門閥世族勢力發展的結果。
我們知道，秦漢統一國家解體後，隨之而來的王權衰弱，給地方豪強勢力的興起和壯大提供了可乘之機。它們成了地方權力的主宰者，從而縱橫州郡，稱霸鄉裏。僅舉袁紹統治下的冀州為例：
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並，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乃至藏匿罪人，為逋逃主……豪強勢力作為封建製經濟下一個特殊的階層，產生於西漢中期，是西漢地方封建勢力發展的表現和結果。從此往後，北方各州、郡、縣，凡是有封建勢力存在的地方，都有豪強勢力存在，漢魏間秦、涼二州概無例外。如董卓、韓遂、馬騰以及西平麹演、張掖張進、酒泉黃華、隴西李越等所謂的“諸豪”，都是此類勢力的代表。
豪強勢力的跋扈與王權統治的無力有關，而漢魏時期的河西和隴右因處地僻遠，就更是豪強們的肆虐之地。這裏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莫不與豪強勢力有聯係。這些事件如六郡嘩變，麹、張抗命等，不僅造成鄉裏社會的動蕩，而且給國家政治和經濟帶來嚴重影響。當然，與直接幹預國家政治生活的豪強如董卓、韓遂、馬騰之流比，一些在本鄉本土生活的豪強們隻能做一些“武斷鄉曲”和為富不仁的事。曹魏太和中（227—233）的敦煌就是這樣，所謂“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就是對敦煌豪強勢力的概括。
進入西晉，封建王權雖有所強化，但豪強勢力因得到王權的庇護，更加發展起來，以致“門閥世族”和“豪門著姓”幾乎壟斷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麵。
西晉王權的建立者司馬炎是司馬昭之子。司馬氏家族從漢代司馬邛算起，在河內郡所屬溫縣（今河南溫縣）生活已曆八世。司馬邛以後，其家族出了一個征西將軍、一個豫章太守、一個潁川太守、一個京兆尹，接下來就是控攬曹魏朝政十多年的司馬懿及司馬師、司馬昭兄弟。這是典型的門閥世族之家。
西晉建立後，原屬曹魏的世族官僚大多成了司馬氏臣子，並位列公卿。他們為突出自己家族的特殊地位，競相以郡望作標榜。於是，琅琊王氏、滎陽鄭氏、陳國何氏、潁川荀氏、太原王氏、泰山羊氏、河內山氏、京兆杜氏等，一齊成了名噪天下的門閥世族，並各據權要。次一等的官宦人家以及一些有門第但談不上顯赫卻家大業大勢傾鄉裏的人家，也被人目為地方上的著姓、大姓、右姓。在晉世，正是這些上自門閥世族，下至著姓、大姓、右姓的大族，以盤根錯節的方式左右著漢族社會的各個層麵，使晉代成為不同於以往的封建時代。在這個時代，選官要看家世，取士要看閥閱，以致形成尊貴者永遠尊貴而卑賤者永遠卑賤的社會現象，即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而在豪門圈裏，也因門第高下之別，仕宦前程各有不同。如晉初敦煌籍官僚段灼，史書上說他“世為西土著姓”，但因門第遠不如中原世族，做官最後隻做到議郎，使他隻能帶著“身微宦孤，不見進序”的牢騷請長假回鄉裏。離京前，他讓兒子替自己給朝廷上表，表文中說了這樣的話：
今台閣選舉，塗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蓽門蓬戶之後，安得不有陸沈者哉！
段灼因籍出敦煌，有門第，故被稱為“西土著姓”。西土或稱關西、西州，是晉代對西北各州郡的簡稱，主要指雍、秦、涼諸州所有區域。
按漢代“關東出相，關西出將”的說法，這區域內的顯達多靠軍功以發跡。如段熲一家就是這樣。段熲是武威姑臧人，他的曾祖父做過西漢元帝朝的西域都護，本人因漢桓帝時擊羌有功，受拜破羌將軍。這裏無法考證敦煌段氏與武威段氏之間的關係，但從段灼“少仕州郡”看，其祖上也一定是功臣。段灼曾在鄧艾手下任鎮西司馬，後隨鄧艾滅蜀，因功封侯，入朝為議郎。
除敦煌段氏外，魏晉以降的秦涼二州還有不少著姓人家，如武威姑臧賈氏。賈詡初隨董卓為討虜校尉，後隨張繡同歸曹操，受封為都亭侯，從執金吾做到冀州牧，魏文帝時官至太尉。兒子賈穆也因此曆任郡守。賈穆的兒子賈模，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後擁晉湣帝在長安即位的賈疋便是賈模之子賈胤和賈龕的從弟。關於他，史書介紹說：
賈疋字彥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誌略，器望甚偉，見之者莫不悅服，特為武夫之所瞻仰，願為效命。初辟公府，遂曆顯職，遷安定太守。與賈氏在門第上旗鼓相當的西土著姓還有金城麹氏和遊氏。史載麹、遊“世為豪族”。麹氏的代表人物麹允，也因迎立晉湣帝之功，身兼尚書左仆射、領軍、持節、西戎校尉、錄尚書事、雍州刺史等要職。
隴西辛氏是西土著姓中的又一支名望。在晉世，辛勉是其家族中的領軍人物。辛勉，隴西狄道人，其祖上是西漢時的辛慶忌。辛勉在晉懷帝時任侍中。永嘉中（307—313）匈奴兵攻破洛陽，他與族弟辛賓隨懷帝被俘至平陽（今山西臨汾市），最後都死在平陽。他們的後裔辛恭靖，東晉安帝時官至河南太守；辛雄，北魏孝武帝時任尚書左仆射、侍中；辛慶之，北魏末年任平北將軍，西魏初任丞相府右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度支尚書、南荊州刺史等職；辛威，任西魏寧遠將軍、北周大將軍等職，封宿國公。
上麵列舉的隻是隴西以遠的幾個著姓。像這樣的人家在晉世的河隴域內舉不勝舉。如在隴東，傅氏家族的影響就很大。
傅氏，原籍北地靈州（治今寧夏吳忠市北），後遷居泥陽（原治今慶陽市寧縣東，漢末移治今陝西耀縣東南）。晉初，傅玄任晉武帝的散騎常侍。傅玄的祖父傅燮，以漢陽太守殉難於六郡嘩變。父親傅幹，曹魏扶風太守。從兄傅嘏，曹魏太常卿。曹魏後期，傅玄因察舉入朝為郎中，後來做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晉武帝登基前，恢複五等爵製，他被封為鶉觚男（東漢有鶉觚縣，治今靈台縣東北），後任散騎常侍。西晉建立，進為子爵，加授駙馬都尉。其子傅鹹後來承襲父爵，又曆任太子洗馬、尚書右丞、冀州刺史、北地郡中正等職。
在隴東，與傅氏同樣顯赫的家族還有皇甫氏。皇甫氏原籍安定朝那縣（治今平涼市西北）。皇甫規（104—174），東漢永和六年（141年）出任安定郡功曹，一路轉升，先後任度遼將軍、護羌校尉。皇甫嵩，東漢末官居太尉。魏晉之世，皇甫陶任散騎常侍，皇甫重任秦州刺史。這個家族還出了著名學者皇甫謐。他是皇甫嵩的曾孫，一生隱逸自處，但門生中的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等人都是西晉名臣。摯虞曆任秘書監、衛尉卿、光祿勳、太常卿等職，張軌則是涼州刺史和前涼政權的奠基人。
一般說，著姓家族都很重視姻親鄉黨關係。皇甫氏就與敦煌張氏和武威段氏關係密切。皇甫規、張奐、段熲年輕時一同名噪東漢京城，被人稱作“涼州三明”。張奐是敦煌淵泉（今安西縣東）人，曾任漢陽太守、度遼將軍、武威太守、大司農、太常卿等顯職，另有《尚書記難》等多種著作。其二子張芝和張昶是著名書法家。
隴東著姓還有胡氏家族。這個家族從曹操時的胡遵起，300多年中門第不衰，宗族甚盛。對此前文已有述及，此不贅。
從魏晉南北朝以迄隋唐，隴西李氏不僅是西州門第最為顯耀的家族，也是北方世族之冠。這個家族的發跡史可追溯到秦漢之前。前280年秦昭襄王設置隴西郡，李崇開始享名於狄道（今臨洮縣），後其子李瑤為狄道侯，李瑤子李信為秦大將軍、隴西侯。西漢初，李信之子李超又為大將軍、漁陽太守。李超之子李仲翔也為將軍，因在素昌（狄道）與羌人作戰而死後被葬於狄道東川，子李伯考也就在這裏安家落戶，從此“世為西州右姓”。李伯考之子李尚做成紀令時，生下了後來被稱作“飛將軍”的李廣。從此李氏家族析為狄道、成紀（今靜寧縣西南）兩支，但兩支都稱“隴西李氏”。隴西李氏在晉以後之所以更加發達和顯赫，是因出了李暠。李暠的父親李弇，原為西晉官吏，晉末亂離中攜家遷居河西，在涼州刺史張軌手下為官。十六國時期，李暠在敦煌和酒泉建立了西涼政權，而其孫李寶和重孫李衝都是北魏顯貴。李衝因對北魏製度多有創設，甚得文明太後和孝文帝寵遇，從此“遂為當代盛門”。
太和中（477—499）定族姓，欽定李氏為北方世族之冠，以致後來唐代開國皇帝李淵追宗認祖時，也將李暠認作他的七世祖，並以隴西為郡望。
總之，由於西晉封建社會的特殊性，被稱為“西土著姓”或“西州右姓”的秦、涼大族也以相當的社會聲望和勢力，成為他們所在時代的翹楚。在朝為臣，他們是封建政治的一翼；在野為民，他們是鄉曲權力的代表。
上麵提到的許多西土著姓，有些因其門第源遠流長，可稱作西州舊姓。另外，晉世的秦涼二州，更多新起的豪望家族，如敦煌、宋、陰、張等，或在後來的割據政權中留下事跡，或以其家學成就影響當世。
這些家族之間也往往以封建的婚姻、宗族、鄉黨關係相連結，對地方社會生活有極大的影響力。至於他們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適如李暠所說的敦煌情況那樣，連當政者也必須給予正視。
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複今日，實是名邦。正為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於公理，時有小小頗回，為當隨宜斟酌。
晉世新起的著姓家族，同樣家大業大，門生、賓客眾多，比舊姓毫不遜色。如騰，他施舍宗族，一次便散去合錢50萬的家財。另如宋纖，他門下的弟子有三千人之多。
魏晉之世，風雲多變。門閥士族和著姓勢力有時會擁有連王權都沒有的組織和號召力。如被人稱作“王與馬，共天下”的東晉琅邪王氏就顯示過這種作用。西晉末年，被稱為六郡“大姓”的李氏、任氏、閻氏、趙氏、何氏、楊氏、上官氏、費氏，在發動反晉起義和建立成漢政權的過程中，也起過這種作用。
西州著姓及其階層勢力的存在，說明入晉以後的河隴漢族社會與內地漢族社會一樣，也是豪門世族統治下的社會，其地方封建勢力明顯加重。
二、西州豪門著姓莊園
魏晉時代的門閥和著姓人家，也是地主經濟製度的食利者。莊園是他們物質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通常情況下，莊園隻是個自給自足的封閉性經濟實體，可以做到“閉門為市”。但一旦外界有戰亂發生，莊園主又可以利用莊園內堅固的城堡和依附於自己的勞動者組織起的部曲和家兵，內守外攻。這時的莊園功能也隨之發生變化，並有了“壘”、“堡壁”、“塢堡”、“塢壁”之類的稱謂。
自漢代起，豪強莊園經曆了漫長的滋生期和發展期。它以大土地占有為基礎，而以獨霸一方和盤剝貧苦百姓為特點，是豪強們享受驕奢淫逸生活的場所。如追隨竇融附漢的梁統，原籍安定烏氏（治今寧夏固原市東南，平涼市西北，北魏末徙治今涇川縣東30裏）。他的四世孫梁冀，漢桓帝時任大將軍，在陽翟（今河南禹縣）有一處莊園，一年所收租稅多達五千萬錢。東漢時還有一些豪強在河隴土地上搞農牧兼營，其莊園規模也很大。如馬援，王莽時亡命到北地後發家，其莊園中役屬著數百家賓客，常年放養著數千頭牛馬羊，存積著數萬斛糧穀。馬援還在天水等地設莊園，與佃客對半分租。東漢建武十一年（35年），他出任隴西太守，在金城一帶置辦類似屯田的莊園，驅督和招誘百姓耕種。
東漢至魏晉時期的涼州一帶，豪強莊園一般也農業為主要產業，但也有以畜牧為主業的。如晉世的金城麹、遊兩姓，西州為之語曰：麹與遊，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
西晉太康元年（280年），晉武帝統一全國後頒布了占田令，規定官吏可按官品占有多則50頃、少則10頃的田地，還規定他們可按官品蔭擁有多則50戶、少則1戶的勞動者作佃客。這個法令為豪強莊園的發展提供了保證，它必然會使包括河西地域在內的北方步入地主經濟的快速發展時期。緊接著，北方戰亂驟起，大量人口西逃，這為河隴一域豪強莊園提供了更多勞動力資源。也就是說，從元康到永嘉（291—307）的20多年中，中原因遭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逃到河隴的中州流民有相當一部分被豪強地主的莊園收容。另外，還有許多官僚、大姓也帶領其宗族、賓客湧入河西，在這裏尋找新的莊園基地。總之，一些特殊的時代背景條件，又助長了河隴一域豪強莊園發展的勢頭。
1977年，文物工作者在酒泉市西7公裏處發現魏晉壁畫墓。其中的丁家閘5號墓，前室壁畫有墓主生前豪華奢侈的寫照。墓主人的雍容華貴，男女侍者的忠順神情，還有歌舞伎的表演等場景都躍然入畫。另外，壁畫的下半部所表現的生產生活場景，如農作、采桑、屠宰牲畜等，研究者認為，反映的就是豪強莊園上的情況。
嘉峪關市也發現同期壁畫墓。經1972—1973年間的文博部門努力，共清理出8座魏晉墓。其中6座屬壁畫磚墓，總共展示600多幅壁畫。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等方方麵麵。其中與莊園有關的畫麵生動而寫實。1號墓中，有人物作官吏狀，標有“段清”字樣，可知是墓主，甚而可能是敦煌段灼家族中人。墓主之外，壁畫中還有許多從事生產活動和正在執役的人。這些人當是佃客或奴婢，其中高鼻深目者很可能是被役屬的西域少數民族。在魏晉時期，北方漢族豪強役屬內遷的少數民族做佃客是常事。史書記載，有的豪強人家甚至擁有“多者數千”。
的胡人佃客。作為胡漢雜居區的河西走廊，豪強莊園上有羌胡佃客不足為怪。
入晉後的河西和隴右，豪族莊園鱗次櫛比。具有寫實性的嘉峪關古墓壁畫生動地反映出豪強莊園發展的情況以及河西地主經濟製度與中原社會同步發展的事實。當然，河隴豪族莊園在經濟方式上的最大特點，就是畜牧業所占比重較大。這也決定了莊園產出的畜牧產品數量較大。
牲畜之外，與畜牧業有關的肉、奶、皮、角、骨、氈毯等的加工，是莊園的主要手工業生產。而攻戰所需弓弩、皮鎧、馬具的加工又獨具地域特色，並成為河隴騎兵強大的物質原因。西晉末年，中原人用“涼州大馬，橫行天下”來概括涼州地域的軍事特點，將戰馬、氈毯等物作為河西獨特的物產資源，都說明了河隴地域的地利經濟優勢，其中也包括豪門著姓莊園上的各種優勢。憑著這些優勢，河隴的豪族大姓可以在西晉亡國前後，在河西和隴右鼎力支撐局麵，甚而進行扶衰繼絕的活動。
第二節 民族遷徙
一、羌氐東遷
漢魏晉時期，北方周邊民族紛紛向內地遷徙，使內地許多地區形成了民族混雜的情況。其結果，一方麵促進了各族間的接觸和交流，另一方麵也使民族關係更加複雜化。
居住在甘青高原上的羌族，是最先向內地遷移的民族。他們的內移有時也通過武力來實現。漢宣帝時，勢力最大的先零羌北渡湟水，進攻金城。漢元帝時，彡姐等七種羌進攻隴西。這些被漢王朝稱為“犯邊”。
的內徙活動，常被漢軍擊退。但由統治者主導的羌人內徙則不同。兩漢之交，隗囂割據隴西，征發羌人為兵，這使部分羌人得以進入隴西。隗囂死後，羌人趁機深入隴西以東，散居於隴南一帶。東漢初，馬援任隴西太守，擊破先零羌。為分散羌人勢力，徙其種人分居於天水、隴西、扶風三郡，使羌人進一步內徙。
東漢明帝永平元年（58年），漢軍奪取大小榆穀（今青海貴德縣西），擊敗燒當羌，遷其種人七千口入關中。其餘羌眾敗退到析支河曲（今青海東南黃河西岸）。公元2世紀初，漢軍擊破這部分羌人，再遷其部六千餘人於漢陽、安定、隴西三郡。這樣一來，關隴一域羌族人口陡然上升。
永初元年（107年），涼州羌人開始了反抗東漢統治的起義。起義者轉戰隴西、漢陽、北地三郡，繼而又深入並州的西河（治今山西離石東北）、上郡（治膚施，今陝西米脂北）、上黨（治今山西長治西南），及於益州的漢中（治南鄭，今陝西漢中市）和關中的三輔。在半個多世紀（107—163）中，一方麵，羌人自己打通內徙之路；另一方麵，東漢政府邊鎮壓邊向內地徙置所謂的“降羌”。從此便有了東羌和西羌之分：遷居內地的羌人稱東羌，留居河湟及河西的羌人稱西羌。
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西北羌人通過種種渠道繼續內徙。北宮伯玉領導的涼州羌胡起義和董卓帶領由涼州羌人組成的軍隊進入中原，使羌人在內地的分布更加廣泛。另外，一些羌族部落也受招撫內遷關隴，這在魏晉之際是普遍現象。現存“晉歸義羌侯”金印證明了這點。
由於羌人在漫長的歲月中不斷內徙，到西晉初年，關中的馮翊（郡治臨晉，今陝西大荔）、北地（郡治泥陽，今陝西耀縣南）、新平（郡治漆，今陝西彬縣），特別是隴右的安定、隴西、略陽諸郡，都有為數眾多的羌人存在。
羌人之外，西北氐人也在內徙。
西漢時，今川、陝、甘接壤區是氐人分布最多的地區。西漢設置武都郡後，氐人開始遷徙，“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福祿，即今天的酒泉市；汧水和隴山一帶則是關隴交界地帶。這就是說，由於氐人向內遷徙，東漢末年河西與今陝西略陽和甘肅徽、成二縣成了氐人的重點聚居區。建安年間，興國城（在今秦安縣東北）氐王阿貴與仇池（在今西和縣南洛峪鄉）氐王楊千萬各有部落萬餘，是氐部中勢力最大者。
建安十六年（211年），兩部響應馬超起兵抗曹。三年後，馬超兵敗，阿貴所部被魏將夏侯淵攻滅，楊千萬則隨馬超南逃入蜀，餘部未能入蜀者全部降曹。後來，曹操又派徐晃率兵攻降了在隃糜（今陝西隴縣東）、汧縣（今隴縣南）的諸氐部落。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征漢中，擊降在河池（今徽縣西北）的氐人竇茂部。後為防劉備結氐人為援，命令雍州刺史張既與武都太守楊阜共同運作，陸續遷隴南氐人5萬餘落安置於扶風、天水兩郡。曹魏黃初元年（220年），魏文帝再將附魏的武都氐王楊仆部內遷並安置於漢陽郡內。正始元年（240年），魏將郭淮再次遷隴右氐人三千餘落於關中。
經過漢末到魏初氐人的數次內遷，截至晉初，除武都、陰平、仇池等地界仍有氐人聚居外，天水郡（治上邽，今天水市秦州區西南）、南安郡（治豲道，今隴西縣東南）、扶風郡（治池陽，今陝西三原縣西南）、始平郡（治槐裏，今陝西興平縣東南）、京兆（治長安，今陝西西安市）等關隴諸郡也都布滿了氐人。
羌、氐民族的內遷過程，是漢族統治者驅迫和奴役的過程，也是羌、氐民族不斷起而反抗壓迫的過程。
二、鮮卑南下
鮮卑是東胡族的一支，公元1世紀左右居於今西拉木侖河以北的蒙古草原東部。1世紀中葉，統治蒙古草原的匈奴汗國崩潰，鮮卑乘機南下，占領漠北並盡有了匈奴故地。2世紀中葉，檀石槐統一各部，分其地為中東西三部。東部中的槐頭一支形成後來的宇文部，中部慕容一支形成後來的慕容部，西部推演一支形成後來的拓跋部。西部的分布地域從今天河北的官廳水庫以西直到新疆羅布泊以東，而河西走廊以北則是其重要的活動區域。
檀石槐孫度步根時期，被稱為“小種鮮卑”的軻比能部興起。曹操在關隴與馬超作戰時，河間（治樂成，今河北獻縣東南）田銀造反，烏丸校尉閻柔征發該部三千騎兵前去鎮壓，這是史書對鮮卑深入中原腹地的最早記載。而此前此後，河西走廊以北的西部鮮卑也部分南下，分別進入河西和隴西，後被稱為“河西鮮卑”和“隴西鮮卑”。
河西鮮卑，史稱“其先與後魏同出”，說它與後來建立北魏的拓跋氏先前曾屬同一部落。它在曹魏中後期遷入河西走廊，從此有了“禿發”這一姓氏。對禿發姓氏的由來，史書的一種解釋是該部酋長匹孤之妻胡掖氏生兒子壽闐於被中，鮮卑人把睡眠蓋的被子稱作禿發，於是便以禿發為姓氏。另一種解釋是禿發為拓跋的轉音。這兩種解釋或許都有道理。另外，“禿發”的“發”原作頭發之“發”，望文生義，是剪除了頭發之意，這是否與壽闐母胡掖氏有關呢？胡掖氏即匈奴大姓呼延氏，而匈奴及其役屬過的一些西域民族有斷發的習俗，壽闐由母親鞠養，母親按匈奴習俗為他斷發，也是順乎情理之事。與壽闐同時，在河西還有一支被稱為“貲虜”的匈奴及匈奴所役屬的其他民族人口。史書上說他們“不與東部鮮卑同”，是否也指此而言呢？另外，禿發姓氏是否河西漢人據其原姓氏“拓跋”視其變俗後的形象而加給該部的稱謂，以與中原人稱塞上鮮卑為“索虜”（辮發盤於頭頂的胡人）相區別，這值得進一步研究。但無論怎樣，自曹魏中後期起，河西走廊及其周圍新增了一支鮮卑人。這些新來民族也受到朝廷安置，即史書所稱“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置於雍涼間，與民雜居”。史家還特意點明這支鮮卑是“河西鮮卑”。
河西鮮卑隻是曹魏時期遷移到雍、涼間的鮮卑之一。從史書上看，西晉初年活動於河西走廊和隴西一帶的鮮卑還有許多部，它們與其他內遷的周邊民族部落一樣，大都因受西晉招懷而內附。史書記載說，僅曹魏鹹寧三年（277年）就有西北雜虜及鮮卑、匈奴、五溪蠻夷、東夷前後十餘輩，“各率種人部落內附”。由於進入河隴的鮮卑種落龐雜且人口眾多，或以姓氏為名號，或以居地為名號，故而有了諸如折掘、乙弗、意雲、麥田、車蓋、河南、北山、思盤等五花八門的部落名號。在黃河至隴山之間，人數最多的是隴西鮮卑。
隴西鮮卑中，最大的一部是乞伏氏部落。該部原生活在漠北，魏晉之世內遷。其內遷曆程頗有意思：
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眾鹹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幹。紇幹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托鐸莫何。托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即國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戶五千遷於夏緣，部眾稍盛。
以上記載，附會了一些神話和傳說，但主要內容基本可信。它說明紇幹時乞伏部開始進入父係氏族社會。而與之同出大陰山的還有幾個部落，他們有的是鮮卑，有的則不一定是鮮卑。有學者指出，其中的叱盧部，就屬於高車十二姓中的“叱盧氏”。這表明在遷到隴西之前，乞伏部與高車等民族先有接觸或融合。這與河西鮮卑禿發氏的經曆有相似之處。上述記載還說明，乞伏部遷到“夏緣”（今河套以南）的時間是西晉泰始初年。
遷到“夏緣”後，乞伏部開始征服在這裏遊牧的其他一些鮮卑部落，在占據他們地盤的同時，進一步南徙。如擊敗鹿結部奪占高平川（今寧夏固原清水河流域），後轉徙至牽屯山（今寧夏隆德縣東）。這樣步步為營，最後遷徙到苑川（今榆中縣夏官營附近）。
除乞伏部因內徙到隴西而被稱為“隴西鮮卑”外，在隴西活動的鮮卑尚有鹿結、吐賴、莫候、疊掘、勃寒、匹蘭、密貴、提倫、越質、豆留奇、叱豆渾、大兜國、悅大堅、仆渾等許多部，他們大多為乞伏部所征服。
在河西鮮卑和隴西鮮卑之後，取道隴西南下的鮮卑還有吐穀渾部。
吐穀渾是慕容部的旁支，原居遼東，其首領為慕容涉歸，涉歸死後，慕容廆繼為首領。慕容涉歸的庶長子慕容吐穀渾因與弟慕容廆發生矛盾，帶領眾1700戶先遷到陰山，而後再向南遷徙。史載：
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而西，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已西甘鬆之界，極乎白蘭數千裏。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為屋，以肉酪為糧。其官置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其男子通服長裙，帽或戴冪。婦人以金花為首飾，辮發縈後，綴以珠貝。
據此可知，吐穀渾“度隴而西”的具體時間是晉懷帝永嘉年間（307—313）。度隴後，向西深入，越隴西渡河而入河湟區域，在征服了羌部後建立起吐穀渾國。史書還記載，吐穀渾騎兵在後來的兩個半世紀中常活動在東起洮水，西到白蘭（今青海鄂陵湖、紮陵湖以北布達山麓），南至甘鬆（今迭部縣一帶）、昂城（今四川阿壩州境）、龍涸（今四川鬆潘縣）的廣闊地域中，並侵淩弱小，被稱為“阿柴虜”或“野虜”。
另有記載說，吐穀渾上隴後，越過枹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今青海共和縣東南）而居，占據了張掖郡之南和隴西郡之西的黃河以南土地，“其界東至疊川（今甘肅迭部），西鄰於闐（今新疆和田），北接高昌（今新疆吐魯番），東北通秦嶺，方千餘裏，蓋古之流沙地焉”。
雖然吐穀渾的主要居地在枹罕以西，其城邑戍壁也都在河湟以南，但在整個十六國和北朝期間，吐穀渾的鐵騎常踏上金城郡、隴西郡及洮、岷和河西走廊南部土地，並與西秦及北魏等政權不斷摩擦和發生戰事。
三、匈奴雜胡入塞
匈奴在秦漢之際建立過強大的匈奴汗國。西漢中期，漢武帝反擊匈奴，將河西走廊的匈奴驅逐到漠北。東漢建武二十二年（46年），蒙古草原發生大旱災，使匈奴的遊牧經濟遭到毀滅性打擊。此後匈奴汗國分裂，部分人馬歸附東漢，被稱作南匈奴；大部分人馬西遷，被稱作北匈奴。後來，北匈奴因騷擾東漢西北邊塞，被東漢朝廷派竇憲率軍驅逐到今阿爾泰山以遠。有一支羸弱者居留龜茲（今新疆庫車）以北建起悅般國，被涼州人稱為“單於王”。
南匈奴附漢後，先居五原縣（治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東南堡子灣古城），後遷到西河郡美稷縣（治今內蒙古準格爾旗西北納林鄉古城）。最後因受鮮卑驅迫，南遷到今山西和陝西的北部，建王庭於西河郡左國城（在今山西離石縣北）。曹操統一北方後為便於統治南匈奴，分之為五部，並調發其壯丁為“義從”軍。曹魏末年，五部各有部眾數千落，散布在汾水流域。
西晉初年，一些仍留在塞外的匈奴雜胡種落又紛紛內遷，約有19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其中勢力最大的是屠各種，其餘為羌渠、賀賴、鍾跂、赤勒等種。據學者考證，19種中真正屬於匈奴族的僅有屠各和賀賴種。餘如“赤勒種”，實即敕勒，也叫丁零，南北朝時稱“高車”。“羌渠種”和“力羯種”，應即十六國時的“羯胡”。19種的內徙地主要在今山西省境，也有徙至今陝甘境內者。西晉滅吳後，侍禦史郭欽說安定、馮翊等郡隨時可能變成“狄庭”，說明這一帶有許多匈奴雜胡。而北朝時期的平涼雜胡就很活躍。另外，史書上說屠各種有四姓，即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從河西鮮卑首領禿發壽闐母呼延氏（胡掖氏）看，19種裏有的也到了河西走廊。史書又載，元康二年（292年）匈奴郝散弟郝度元一度率馮翊和北地羌胡攻破二郡城池。這說明隴右也有雜胡散居。
魏晉時期的河西走廊有一個匈奴部落，非同凡響。它叫盧水胡，因世居盧水而得名，臨鬆郡（治今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東南馬蹄鄉）是其主要生活地。臨鬆郡設置於前涼國君張天錫時（363—376），以境內有臨鬆山而得名，位於漢代張掖郡南的祁連山麓，坐落於今張掖市境內的黑河流域。黑河東南有一條支流，在明代還被稱作盧水或沮渠川。對此，《明史》上說：
又（甘州）東北有居延海，西有弱水，出西南山穀中，下流入焉。又有張掖河，流合弱水，其支流曰黑水河，仍合於張掖河。又東南有盧水，亦曰沮渠川。
盧水之所以又被稱為沮渠川，是因十六國時，這裏出了一個很有影響的家族——沮渠氏。其家族的代表人物是沮渠蒙遜。沮渠蒙遜曾有一段追述家族曆史的話：“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獎竇融，保寧河右。”這段話說明臨鬆盧水胡的曆史源遠流長，至少在東漢以前已存在。因此，它不是晉世入塞的19種之一。至於姓氏，則源自匈奴的沮渠官職，這說明它是匈奴嫡係。
據史書記載，漢武帝在將匈奴逐出河西走廊後，列置了河西四郡，並設置張掖、居延屬國都尉，以管理降附的匈奴和羌人。這就是說有些降漢的匈奴被安置在張掖到居延間。西、東漢之交，竇融以張掖屬國都尉的名義保據河西，他“撫結雄傑，懷輯羌虜”。這裏的“虜”當指匈奴，具體指盧水胡。由於盧水胡與羌人長期在盧水流域共存，故史書又往往統稱他們為“盧水羌胡”或“屬國羌胡”。
這裏補充一句：有關竇融懷輯盧水胡事，也被出土的居延漢簡所證實。
曹魏時，臨鬆郡被並入張掖郡。這時的盧水胡人口已很多，他們有的東徙，有的四散而居住。以河西走廊而言，從顯美（今永昌縣東）到武威之間，都有盧水胡。這可以從黃初二年（221年）張既與涼州盧水胡作戰事得知。另外，據史書記載，魏晉以後的隴右和關中都有盧水胡在活動。由於他們所在區域不同，史書上往往把他們係於郡名，於是有了安定盧水胡、北地盧水胡、上郡盧水胡等稱謂。同時，這時遷到內地的盧水胡開始使用漢姓，出現了如蓋、劉、彭等關隴盧水胡大姓。有關盧水胡事跡的記載層出不窮。如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派烏丸王魯昔屯兵池陽（今陝西三原縣）以備盧水；晉惠帝元康六年（296年）五月匈奴人郝度元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攻北地；北魏初期，杏城（今陝西黃陵縣）的盧水胡蓋吳起義，諸如此類。諸多記載既說明盧水胡在魏晉以後的活躍程度，也說明它與氐羌等民族的密切關係。
魏晉時期，在今河西走廊內流動的匈奴支裔還有“貲虜”。貲虜是東漢初匈奴大股部隊西遷時的餘部。當它浮出曆史水麵時，已是雜有羌、鮮卑等多民族的聯合體。
貲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貲。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鈔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丁零，或頗有羌雜處，由本亡奴婢故也。當漢、魏之際，其大人有檀柘，死後，其枝大人南近在廣魏、令居界，有禿瑰來數反，為涼州所殺。今有劭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為西州道路患也。
在漢魏間長達二百多年的時間中，貲虜一直活動於東起金城，西到酒泉的河西走廊，過著遊牧生活，並與羌人、盧水胡等同地相處，共同反抗統治者。這種協同性的民族關係長久延續，直到西晉滅亡還見於史書。有記載說，沮渠蒙遜起兵反抗呂光統治時，其從兄沮渠男成駐在晉昌郡（治冥安，今安西縣東南鎖陽城）。為支持蒙遜，他“逃奔貲虜，煽動諸夷，眾至數千，進攻福祿”。
可見，貲虜雖與盧水胡一樣不屬於魏晉時內遷民族，但它對河西走廊民族關係的發展影響卻很大。
四、貝宗人北徙
宗人又稱巴人，屬於板楯蠻的一支。從周秦時起，就居住在今嘉陵江上遊，並建立過巴國。另外，史書上還說巴人活動的範圍遠至長江中遊及今漢中、成都和貴州一帶。秦漢以後，巴人受中原王朝管轄。西漢時規定其大姓羅、樸、昝、鄂、度、夕、龔等不納租賦，隻納口賦。因巴人稱賦為宗，故又被稱作宗人。
東漢永初中（107—113）和建和二年（148年），西羌攻打漢中，東漢發宗人在內的板楯蠻擊退羌人。此後宗人因善戰出名。東漢末年，一些宗人信奉張魯的五鬥米道，自巴西之宕渠（今四川宕渠縣東北）“遷於漢中楊車阪”，後被漢中人稱為“楊車巴”。這是宗人內遷的開始。
三國鼎立局麵形成前夕，曹操攻漢中，張魯失敗退往巴中後，依附宗人七姓。張魯降曹後，宗人附曹，曹操任命宗人巴樸胡為巴中太守，以羈縻巴人和擾亂劉備後方。後劉備派黃權擊敗樸胡，曹操則命張郃率軍入宕渠，將那裏的宗人遷徙到漢中。此後，曹、劉兩家爭漢中，曹操將漢中宗人悉數遷移到略陽和天水一帶，宗人與隴右氐人開始雜居。此後，北方人概稱他們為“巴氐”。關於此事，史書記載：
及魏武帝克漢中，（李）特祖將五百家歸之，魏武帝拜為將軍，遷於略陽，北土複號之為巴氐。
西晉末年，關隴大亂，隴右六郡百姓為饑餓所迫，南入漢中和巴蜀。徙到巴蜀後，因不堪忍受西晉朝廷和地方官吏的壓迫欺淩，由李特領導發動起義。後李氏在成都建立起成漢政權。
第三節 各民族反抗西晉的鬥爭
一、西晉對西北各族人民的壓迫
周邊民族的內遷及與漢民族的“雜處”，雖有助於各民族間的接觸和了解以及民族融合，但由於各民族不時起而反抗漢族統治，因而也影響到統治者的利益。這促使統治者想方設法采取應對之策。
比較而言，在對待周邊民族的態度上，曹魏顯得較為開放和開明。
出於疆場的需要，從曹操開始，已把“招懷羌胡”作為安定邊民的政治手段而加以運用，如徙氐人入居天水、扶風，納鮮卑置雍、涼間等。
當然，曹魏一方麵準許和招誘周邊民族內徙，另一方麵對內徙者也實行利用和分治。最直接的利用方式是征發他們為兵，如對“三郡烏桓”那樣。分治則是為了便於控製，如給匈奴五部首領以大人、都督等名號，沿襲漢製設置護軍將軍（簡稱護軍）、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匈奴中郎將等，都屬此類。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民族反抗情緒，減少了民族爭端，其結果如西晉阮種說的那樣：“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悍桀侵漁之患。”當然，這並不是說曹魏時期的民族問題風平浪靜。事實上，曹魏統治者也常對反抗民族進行武力鎮壓。郭淮多次屠殺隴西羌人，張既在河西屠殺盧水胡5萬多，便都充滿著血腥。
總體說來，曹魏的民族政策具有一定程度的寬鬆性。所謂“邊守遂怠，障塞不設”就是這種寬鬆性的表現。
但西晉以後則不同。西晉統治者因關隴一帶戎狄遍布，看到內遷民族受漢族豪勢欺淩和反抗情緒上升的情況，不僅內心充滿恐懼，而且態度和政策也明顯發生轉變。一些大臣甚而認為“胡夷獸心，不與華同”，斷言內遷諸族將成“為害之勢”，於是主張對內徙民族早加防範。在這方麵，江統的徙戎主張最有代表性。這個主張的出籠是因元康六年（296年）秦、雍二州發生了齊萬年領導的氐羌反晉事件。後來西晉朝廷派孟觀鎮壓了這場反抗，但江統認為鎮壓不是根本的辦法，他寫文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