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甘肅經濟
前言
魏晉南北朝時期，整個黃河流域的社會經濟的發展都處於曲折之中，甘肅也不例外，以隴右而言，由於戰亂災荒不時發生，生產人喪失嚴重，經濟的曲折性更為突出，但因諸如前秦，後秦，北魏，西魏，北周等各政權不時在關隴采取恢複經濟的措施，陷入曲折中的隴右經濟也在緩慢發展，相比之下，河西走廊經過曹魏治理，又經西晉滅亡前後關隴戰亂而造成的人口驟增，延至五涼時期，各政權都采取積極措施，利用資源，發展經濟，從而使河西有了長足進步，成為在農業，畜牧業，手工業等方麵實現自給的獨立經濟區。
第一節 河隴經濟的曲折發展
一、生產人口的喪失
隴右位於涇、渭兩大水係的上遊地區。西漢時，這裏連同與之相連的關中、巴蜀被稱為“秦地”。隴山（今六盤山）是秦地軸心所在，向西是隴右，向南是隴南，向東北是隴東。這個地區地理和行政構成在《漢書·地理誌》中記載得很清楚：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壄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嶲、益州，皆宜屬焉。
漢代稱秦地中的隴西、天水、安定、西河、上郡、北地為“六郡”。
之地。其中隴西、天水、安定三郡構成了隴右。這裏在秦漢時期，已是著名的農業區。
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
漢代的六郡還以其生態優越、民族眾多、經濟多元和民風淳樸而著稱。
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
上述生態及經濟情況在漢代以後變化不大。這就是說，漢魏以來，農業是隴右的主要產業。但因各民族長期雜居，畜牧業的比重相當大，一些邊地百姓還習戰射獵。在總體上，農業、家庭手工業以及畜牧業為基本產業。這種產業結構加上肥沃的土地、適中的氣候以及四通八達的交通等條件，使隴右及其所在的秦地很早就成了北方數一數二的富實地區。所謂“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
漢武帝在位時，董仲舒曾倡導改變關隴一帶的農產品結構，擴大麥（指麥類作物）、禾（指粟類作物）的種植。他說：
《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
為了發展糧食生產，漢武帝時任搜粟都尉的趙過親手教關中以及居延邊郡百姓用耬車代田法耕種，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作物的抗風禦旱能力，使農作效率和糧食產量得以提高。延至東漢，有人對中原地區糧食產量做綜合統計說：“今通肥磽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產三斛。”意思是：將肥沃的土地和貧瘠的土地加在一起，中原糧食平均畝產應達到三斛（三石）左右。據此而言，有“田上上”之說的隴東和隴右，糧食平均畝產也應是這個水平。以此將隴上說成關隴糧倉並不過分。有學者以三國時的天水為例，談到這裏糧食的富足，並舉魏將夏侯淵平隴右時，一次從氐人那裏收繳穀物10餘萬斛以證明這點。同時指出，正因隴右有豐富的糧食資源，蜀軍才敢於深入隴右，長年與魏軍作戰；而曹魏能有效防蜀，也是靠隴右糧食的支持。就連曹操遷武都氐人到天水、扶風時，也用“就食”作誘餌。但同時，隴右的富庶局麵也因連綿不斷的戰亂而遭受破壞。特別是人口在大量流失。
始於漢末的韓遂、馬超之亂，使隴右之地很早就陷入了戰亂。它迫使關隴一帶數萬家百姓離鄉背井，流向漢中。接之而來的魏蜀爭奪，又造成隴右人口的大量流失，如曹操前後徙武都“民氐”萬餘戶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而諸葛亮遭街亭之敗後，“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另外，曹魏正元元年（蜀延熙十七年、254年），薑維攻拔魏狄道、河關、臨洮三縣後，也遷三縣居民南返。
入晉以後，北方廣大地區經過短暫的寧靜，很快又進入了戰亂、災荒、疾疫交相侵襲的時期。直至前秦統一北方的近60年間，關隴一域生靈塗炭，人口死喪無數。其中，發生在西晉的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造成的破壞最為嚴重。僅以伴隨戰亂而至的災荒而論，就足以摧毀秦雍二州的社會生產力。這在《晉書》中有明晰記載。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而疾疫兼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並、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流屍滿河，白骨蔽野。
當這場塗炭生靈的空前劫難——“八王之亂”從元康七年（297年）起，延續二十多年之後，留給秦雍二州的隻是人煙稀少和滿目荒圮。直到313年晉湣帝入長安，二州情景仍是“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存”。
戰亂和災荒除大量奪去人們的生命外，還迫使幸存者轉徙他鄉，逃往遙遠的南方和邊遠的涼、幽諸州。永嘉前後，秦雍百姓“日月相繼”。
流向河西走廊。此前的元康大災荒，天水、略陽、安定等“六郡”流民，“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
據譚其驤教授統計，自永嘉之亂到劉宋（307—477）的170年間，今陝、甘兩省流徙到今四川省的有5萬人，流徙到河南省的有3萬人，今甘、川兩省流徙到陝西省的有10萬人。
十六國時期，隴右是兵家必爭之地，而人口則是爭奪的主要對象。
隻要有可能，參戰各方都從這裏大量掠徙人口。粗略統計，僅十六國前期的大規模徙民就有以下數起：
前趙光初五年（322年），劉曜遷隴西萬餘戶百姓到長安。
前趙光初七年，劉曜克上邽，徙秦州大姓楊、薑諸族千餘戶入長安。
前趙光初十年，劉曜大將劉朗襲仇池，掠三千餘戶而歸。
前涼張駿前期（326—335），為防禦後趙，使宋輯、魏纂率軍，將隴西、南安二郡百姓兩千多家遷往姑臧。
後趙太和二年（329年），石虎西征秦隴，徙氐羌15萬落到司、冀二州。
後趙建平元年（330年），石生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於雍州。
後趙延熙元年（333年），石虎“徙雍、秦州華戎十萬餘戶於關東”。
後趙延熙二年（334年），石虎徙秦州3萬戶於青、並二州。
後趙建武十二年（346年），趙將王擢克武街，徙七千餘戶於雍州。
當然，除各政權從隴右向外遷徙人口外，有時也有人口向隴右回流現象。如苻堅以毛興為河州刺史，分關中氐戶三千去鎮守枹罕便是一例。但這些鎮戶並非全是勞動人口。
進入十六國後期，隴東和隴右人口繼續被大量遷往外地：
後秦建初元年（386年），姚萇徙安定五千餘戶於長安。
後秦皇初元年（394年）七月，姚興徙陰密3萬戶於長安。⑤又皇初三年（396年），“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於蒲阪”。
赫連夏龍升三年（409年），赫連勃勃掠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龍升四年，勃勃攻克後秦清水城，徙其人1.6萬家於大城。龍升六年，赫連勃勃敗姚興將楊佛嵩於青石北原，降其眾4.5萬，又敗姚興將黨智隆於東鄉，徙其三千餘戶於貳城。
北魏統一北方的過程中，也頻繁遷徙新征服地的百姓到平城及其附近。但作為例外，唯不見從隴上徙民。對此隻能用此時隴右隴東人口已很稀少作出解釋。也許出於同樣原因，魏收在《魏書·地形誌》中對秦州諸郡戶口數略而不錄，而對河西的涼州戶口情況卻記載得很明確。
另外，十六國時期，有些政權也偶爾在隴右域內轉徙人口以填補一些地方的人丁缺口。如後秦建初元年（387年），姚萇徙秦州豪傑3萬戶到安定；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八月，封敕文分徙枹罕千家還上邽；西秦更始二年（410年），乞伏乾歸擊破鮮卑越質屈機等十餘部，將俘降人口2.5萬遷到苑川；同年九月克後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再徙民2.5萬到苑川及枹罕；次年克後秦水洛城，徙民三千餘戶到譚郊。
除徙民使隴上人口大量流失之外，因十六國時期隴上割據政權甚多，征兵也最多。從司馬保、陳安起，舉凡前趙、後趙、前秦、後秦、西秦、前後仇池、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權，它們的軍隊或部分或全部征自隴上。這使大量生產人口轉移到非生產領域。一個小小的陳安割據者，就“有眾十餘萬”。至如苻堅令百姓每十人出兵一名去攻東晉，在隴上征發的丁壯也為數不少。
總之，從西晉衰亂到北魏統一北方，是隴上人口喪失最嚴重的時期。人口嚴重流失，帶來的後果是生產的萎縮和經濟的衰退。
二、經濟發展的曲折性
1.隴上各政權對經濟的恢複性治理
隴右割據政權如前秦、後秦、西魏、北周等都實行關隴本位政策。
因此它們都通過整頓和恢複區域經濟以求得政權的強大。它們的迭起迭滅從而也成為隴上經濟破壞、恢複，再破壞、再恢複的運動曲線。
曹操最早將隴上經濟從軍閥混戰的餘燼中拖出來。其舉措是遣返流民和實行屯田。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開始在北方興辦募民屯田。因此前關隴有10萬多戶百姓流亡荊州，他納衛覬之策，整頓鹽政，用賣食鹽所得購置耕牛提供返鄉農民屯耕之用。通過此舉招誘關隴流民返鄉，不幾年就形成“關中豐實”局麵。
曹操也在關隴興辦軍屯，以將兵士轉化成兼事勞動的人口。曹魏建立後，這一做法仍在延續。魏明帝以後，隴右軍屯頗有聲色。特別是司馬懿主持關隴軍事期間，上邽的軍屯農業不僅使周圍重現生機，而且為魏軍提供了充足的軍資。而正元、甘露間（254—260），鄧艾更在隴右大興軍屯，從而使隴右重新變為魏軍食有所依的糧倉。
曹魏初期，隴右麥類和穀類的種植麵積和產量很可觀。有記載說，曹魏太和五年（231年）二月，諸葛亮攻隴右，刈割上邽之麥。二月份正是北方入春時，能刈割之麥很可能是冬小麥。這說明隴右是按兩季來安排糧食生產的。後來，鄧艾分析薑維無休無止騷擾隴右的原因說：“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鄧艾的話表明，時為羌族聚居的南安和隴西是穀物主產區，而祁山一帶即今天水、秦安等市縣則是麥類作物的主產區。所謂“熟麥千頃”，是對屯田和民田上麥類大麵積豐收在望的形容。
入晉以後上述局麵遭到了破壞。
前秦、後秦、北周等政權坐製關隴時期，也斷斷續續地整頓和恢複隴右經濟。
苻堅推行重農政策。他在甘露元年（359年）親耕籍田以率導百姓。其妻苟氏也親蠶於京郊。後來，苻堅多次派使者四出，巡察各族民情，旌表孝悌力田者。苻堅十分關注民生與經濟。建元五年（369年），京兆尹王攸給他上書獻十略，第四略稱“民生在勤”，第六略稱“養民在惠”。苻堅采納了這些治略並用於勸課農桑。苻堅也通過種種辦法向關隴補充人口。甘露元年（359年），匈奴左賢王劉衛辰降，“遂請田內地，堅許之”。後來，前秦發兵攻東晉荊州以北諸郡，掠漢陽等地百姓萬餘戶以實關隴。滅掉前燕後，又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10萬戶於關中。
為了增加農村就業人口，他號召流民返鄉，凡還鄉者一律發還原有土地和產業，令之安居樂業。
為振興農業，苻堅還推廣生產技術和興修水利。建元八年（372年），他“課百姓區種”，勸督農民將粗放的漫田播種法改為精耕細作。他推廣的區種法，是將大片土地分成小區播種的方法。其法是將田地按長寬各1.5尺分成許多區，種一區，空一區。對所種之區施足糞肥，如遇苗旱，則澆水灌溉。禾苗長起後，為防倒伏，用空區內的土壤培壅其根。這種方法很適合北方多風少雨地區，是一種不論平地或山地，也不論土地是肥沃還是貧瘠都適用的農作方法。
建元十三年（377年），苻堅為解決關隴水旱不時的問題，參照前代修建鄭國渠和白渠的經驗，治理涇水上遊，興修了規模宏大的水利工程。“發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澤鹵之田。及春而成，民賴其利。”
自古以來，涇、渭水係就是關隴農業的命脈。特別是自六盤山發源的涇水，將隴東平原和關中平原連成一體，造就了這裏的富庶。漢代有歌謠說：“涇水一石，其泥數鬥。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苻堅“開涇水上源”的工程，是繼秦代鄭國渠和漢代白渠之後再次開發和利用涇水資源振興關隴農業之舉。不同的是，前代對涇水資源的利用在涇水下遊進行，而前秦是在“涇水上源”進行，即在今寧夏隆德到陝西彬縣一段流域中進行。這裏正是隴東、平涼、安定三郡所在。從文獻中看，苻堅的涇水工程以“鑿山起堤，通渠引瀆”灌溉“澤鹵之地”為目的，解決防旱抗旱和治理沙鹵等問題，完成之後首先受惠的是隴東區域經濟。另外，這次水利工程的興辦，苻堅隻“發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也就是隻利用社會上的富裕勞動力，並不增加一般百姓的負擔，可見也是開發和保護並舉的一項經濟措施。
繼前秦之後，後秦又采取諸如釋放奴婢、優恤貧弱、倡導節儉等措施，另外還選“清勤貞白”官吏出任隴右，又提高富商大賈在關津、販鹽及經營竹木行業等方麵的賦稅，以減少濫征於民的現象。這些也促進了關隴經濟的良性運行。
延至北朝，各政權繼續采取有利於關隴經濟恢複的措施。北魏初期實行的優免新附、施惠於民、平衡隴右人口等舉措，太和年間推行的均田製、三長製以及安撫隴右百姓等措施，在使全國走向“四方無事，國富民康”的同時，也將隴右經濟帶入一個新的複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