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伊斯蘭教的傳播與當前困境
——以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縣為個案
西北民族大學敏文傑
一、前言
傳統上人們按照藏語方言將藏族聚居區劃分為三大板塊，即安多地區、康巴地區以及衛藏地區。其中康巴主要指青海省的玉樹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區的昌都地區以及雲南省的迪慶藏族自治州。根據文獻資料和實地考察，藏族地區並非藏傳佛教一統天下的單一教區，而是共存著世界三大宗教，即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當然，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藏族地區不具有普遍性或沒有舉足輕重的社會影響力。因而藏族聚居區的宗教，依然是以藏傳佛教為中心，多元宗教共存的特殊現象。
康巴文化在整個藏族聚居區獨樹一幟，這裏的各種文化都是在受多種文化影響後形成的非典型原生文化。康巴藏文化雖然與西藏文化一脈相承，至今仍在主流上與西藏文化保持著共同性。但是古羌文化、漢文化、彝文化、蒙古文化、納西文化、伊斯蘭文化對它所產生影響，及其由此所帶來的變化，也是十分明顯的。故有人認為康巴的漢文化非純正的漢文化，康巴藏文化也非典型的藏文化，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康巴文化處在漢、藏兩種文化的邊緣。藏文化是以拉薩為中心向四周輻射，康區是藏文化由西向東輻射的最遠端，越過康區則完全是漢文化的勢力範圍。在藏語中，“康”的含義就是“邊地”。其實，這裏不僅是藏文化的“邊地”，而且也是漢文化的“邊地”。元、明、清時期，漢文化雖然開始進入康區，但數量和影響都是極為有限的。直至清末川邊改土歸流和民國西康建省時，漢文化才開始大量進入康區，並在該地占有一席之地。即便如此，漢文化的勢力也主要集中在康東地區，並由東向西呈逐漸減弱之勢。
由於受多元性因素影響和自然環境的製約，康巴文化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多樣性。康巴文化的這種多元性特征的形成，與該地區特殊的人文地理密切相關。從南北方向上看，該地區地處“藏彝走廊”的核心地段，中國古代南北民族的交流主要是通過這條走廊實現的。從東西方向來看，康區又是藏、漢文化的交彙處。這種特殊的人文地理位置，必然給該地區的文化打上多元性的特征。
眾所周知，青藏高原上的世居民族為藏族，而藏族一般都信仰藏傳佛教。在一般人看來，今日的藏族聚居區是一個幾乎全民信仰藏傳佛教的地區。然而，在這片藏傳佛教的熱土上，同樣可以發現穆斯林的身影和找到伊斯蘭教的清真寺。對伊斯蘭教而言，康巴地區恐怕是最為特殊的地理板塊，因為康巴以東的安多地區毗鄰內地，曆史上和內地穆斯林商人連接緊密，所以伊斯蘭教很早就傳入該地區並湧現了許多大小不一的清真寺。康巴以西的衛藏地區毗鄰印度、巴基斯坦、克什米爾等地，穆斯林商人很早也從上述各地進入拉薩等地做生意，如今拉薩、日喀則擁有四座大小不等的清真寺，追尋其來龍去脈，還有一段較長的曆史文化淵源。而夾在兩大板塊之間的康巴地區伊斯蘭教的影響甚微，以致國內外學人往往忽略。康區是多種教派與地方政治勢力結成聯盟體，宗教勢力不具備控製地方政權的絕對權力，這就形成以信仰藏傳佛教為主，多種宗教兼容的特點。過去在康定、巴塘、爐霍等藏傳佛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共存，藏族人中也有信仰伊斯蘭教和天主教者，但宗教信仰從不與藏族群眾的傳統文化衝突。本文以康巴地區的主要組成部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為例，從曆史和現實的視角對康巴地區伊斯蘭教的傳播略作考證和描述，並指出康巴藏區伊斯蘭教目前麵臨的困境。
二、甘孜藏族自治州伊斯蘭教的傳入
十六世紀末，中國社會動蕩，加快了人口的自然流動，穆斯林的先民們離鄉背井走出家園，他們風餐露宿，翻山越嶺，曆盡千難萬苦從陝西、甘肅、青海、雲南等相鄰省份以及四川本省東部來到了折多山下的康定，從此伊斯蘭教就叩開了這片神秘王國的大門，康巴地區多元文化視覺中又增添了一道靚麗的風景線，穆斯林在康巴地區形成新的族群，甘孜地區民族大家庭裏多了一個民族成分。
回族穆斯林最早進入甘孜地區始於明末清初。清順治三年（1646年），張獻忠兵敗四川西充，所部為躲避官兵的追殺，散逃者較多，其中有馬姓和王姓回族義軍逃入康定謀生，是為康定有回族穆斯林居住之始。清康熙年間，清政府派兵平定“昌側集烈之亂”①，所率官兵多為西北回族，叛亂平定後有部分回族士兵留居康定，娶妻生子，成家立業。清乾隆年間，嶽鍾琪率部平定大小金川叛亂②後，康定經濟恢複，商業日盛，陝、甘、青等地回族商人漸次來康經商。清道光、鹹豐年間，西北、雲南的回民起義慘遭清廷鎮壓，劫後餘生的回民起義軍逃入康定求生。
清朝末年“鳳全事件”③發生後，清政府派四川提督馬維祺進軍巴塘。因馬維祺是回族，所部回族士兵較多，事後有部分留居康定經商、安家。之後又有為生活所迫的回民從廣元、阿壩等地遷居康定，以開館子、做小本生意謀生。至此，康定回族已達2000餘人，並逐步在爐城鎮（今康定縣城）形成聚落。以後，其中一部分回族繼續遷往折多山以西或經商或墾種。至1990年統計，康定縣有回族826人，占甘孜州回族總人口的近一半（47.9%）。
乾隆平定大小金川叛亂後，在丹巴縣改土設屯，安置留下的官兵。畢姓回族為當時安置在丹巴縣半扇門鄉的屯戶。初時僅為1戶，第六代發展為24戶，現已曆時9代人，聚居於半扇門鄉牛場一帶。清末，有馬、張二姓各1戶，先後從小金和金川方向遷入丹巴縣。民國中期，有一王姓與馬姓聯姻後遷入丹巴縣。以上三姓人口較少，均居縣城。截止1990年統計，丹巴縣共有回族515人，占甘孜回族總人口的近三分之一（29.9%）。
遷入巴塘的回族始於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嶽鍾琪將軍西征時，留下一部分官兵在巴塘鎮守糧台和驛站，所留官兵中有部分回族，他們在當地娶妻生子，逐漸繁衍。與此同時，也有部分回族進入巴塘經商並定居巴塘。清嘉慶三年（1798年），都司馬正品駐防巴塘，見當地回族已多，遂出麵在城南架炮頂創建清真寺一座。此後，回民移居或經商者陸續增加。清光緒元年（1875年），巴塘已有回民80餘家。民國年間，由於政局不穩，地方多亂，巴塘商務蕭條，商人撤號遷徙者十有八九，回族人口驟減，至民國五年（1916年），巴塘僅有回族29戶。
散居於甘孜其他各縣的回族，一部分為清代和民國時期從康定或者外地進入經商者，其中有些人在當地娶妻生子，成家立業；另一部分則是新中國成立後由政府統一調派國家機關或企事業單位職工。
新中國成立之前，在康定爐城鎮的回民主要從事經商、屠宰、餐飲等。據1956年統計，爐城鎮85戶回民中，有55戶占64.7%的人從事商業活動。屠宰業為回民所壟斷，常年從事屠宰業的回民有10餘戶，回民所售牛肉新鮮、清潔，為當地藏、漢、回等各族人民群眾喜愛，各屠戶還經營牛雜碎。飲食業是回民的又一主要職業，其中以飯館居多，經營者達10餘戶。丹巴縣回族中僅有1戶從事屠宰業，其餘皆從事農業。巴塘回民中經商、務農者居多，其餘各地的回民，經商務農者皆有。
穆斯林流入康定在民族結構上增加了新成員，打破了原來的民族宗教格局，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現象，是社會交往、族群意識、族際通婚、宗教與生活習俗“變量”的結果。伊斯蘭教是入世的宗教，這就決定了穆斯林走到哪裏，伊斯蘭教就隨之傳播到哪裏，甘孜地區伊斯蘭教的傳入也不例外，也是伴隨著穆斯林先民的到達把伊斯蘭信仰的種子帶到甘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