旖旎悠長的《我的祖國》
有別於厚重的貝多芬交響曲，陳燮陽與上交在廣州演錄的斯美塔那《我的祖國》則在結構之外顯出更多的戲劇性、抒情性與色彩感。卡拉揚在處理浪漫派和民族樂派的交響詩時，善於讓樂團發出一種格外柔軟光滑的整體聲音，一種甜美中略帶感傷的“維也納風格”，如此雖可以愉悅聽覺，但此種由著指揮家一己之好而營造的輕薄柔順的和聲既缺乏足夠的質感和由此產生的力度，也無法展現各種樂器不同的音色，其結果是模糊了音樂中應有的色彩感，回避了應有的情感衝突，撫平了應有的戲劇起伏，這在《我的祖國》中體現得非常明顯。
不同於卡拉揚，陳燮陽顯然采取了類似富特文格勒的做法：細致梳理著不同的聲部線條，耐心引領著不同情緒的旋律，以一種格外坦誠而無私的態度來解讀這部看似簡單、實則深沉的作品。在他的指揮下，各聲部呈現著栩栩如生的真實音色，比如作品開篇，長笛與單簧管上下波動的清澈音色表現了兩股奔流的山泉，小提琴和豎琴則以陣陣晶瑩的泛音伴奏描摹飛濺的浪花；又如在2/4拍子的波爾卡舞曲的喧鬧過後，指揮家悉心地梳理著縱向的和聲：隨著豎琴陣陣緩慢的琵音和圓號輕微的呢喃，小提琴在高音區詠唱著象征水仙女的動人旋律，好似月光下的水波迷蒙蕩漾，令人屏息，不忍驚擾；再聽樂曲結尾，河流穿越峽穀，驚濤拍岸，銅管聲部和定音鼓的加入使戲劇衝突達到頂點，情感的發展由緊張到嚴峻而至凶險，直至衝破阻撓後的凱旋。
斯美塔那早年曾參與如火如荼的革命，並積極投身於民族解放和反抗封建專製的鬥爭，此後又經曆了五年之久的國外流亡，至晚年時又不幸全聾且不時被幻聽折磨，但他仍以超人的意誌完成了《我的祖國》。陳燮陽先生的詮釋與上交的演奏，展現了斯美塔那對國家與民族無比深沉的愛和複雜豐富的內心世界，如此傑出的演出實在無愧於作曲家被世人冠以“捷克的格林卡”的榮譽。麵對這場波瀾起伏的演出，不妨借用清代袁牧的名句評之：“文似看山不喜平。若如井田方石，有何可觀？惟壑穀幽深，峰巒起伏，乃令遊者賞心悅目。或絕崖飛瀑，動魄驚心。山水既然，文章正爾。”
寬廣而恢宏的拉赫瑪尼諾夫
與以斯美塔那為代表的東歐民族樂派相比，俄國音樂家在民族性與世界性的兼容上做得更好並更徹底。在橫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音樂家中，能以浪漫派的形式從一而終，又能將鮮明的民族性與現代氣息熔於一爐的，恐怕首推拉赫瑪尼諾夫。與同時代的馬勒或理查·施特勞斯相異，他並不試圖廢除舊的規則，也無意標新立異，即便如此，卻絲毫無礙於他將百分之一百的俄羅斯味道和引起現代人強烈共鳴的情感一並傳遞給聽眾，讓人難以抗拒。其中既有他在戰勝了精神衰弱後揮就的極富盛名的《第二鋼琴協奏曲》，也有在篇幅與內涵上都更勝一籌的《第二交響曲》。
1907年7月4日，在親友們的期待與祝福中，拉赫瑪尼諾夫迎來了第二個女兒的誕生，家庭事業雙豐收的他開始埋頭構思《第二交響曲》。遺憾的是這部作品在誕生後的漫長歲月裏，一直遭遇演出中不同程度的刪減，直到美籍指揮家普列文在1971年橫貫俄羅斯與遠東的旅行中不帶任何刪改地演出了此部作品，並於1973年不漏一個音地錄製了唱片（甚至恢複了一些作曲家迫於無奈而默許的刪減），此後，這部作品一直以真實麵貌出現在世界各地音樂廳並成為核心曲目。
陳燮陽曾多次率領上交在國內重大場合演出這部作品，並灌錄過黑膠唱片，那應該是由國人自己演釋的首張“拉二”唱片。但是故事還未結束。2004年正值上交一百二十五周年團慶，他率子弟兵們赴柏林愛樂大廳演出時仍選擇了這部作品。這裏曾是卡拉揚心愛的大本營，作為第一支來“踢館”的中國樂團，便選擇了這部篇幅長大的交響曲，可見指揮家的氣魄與自信。上交自主製作並對外發行的一套唱片完整地記錄下了這場演出，要評價其特點，不妨將它與另外兩位代表性指揮家作一番比較。指揮家普列文為此作品的振興立下漢馬功勞，他指揮倫敦交響樂團的錄音早被收入EMI公司“二十世紀偉大錄音”係列而奉為經典，他的詮釋細致而深沉，不強調戲劇性，卻以偏慢的速度巨細靡遺地展現了敏感的作曲家在音符背後蘊藏的種種情愫。不過在第一樂章和第三樂章中，緩慢的節奏有時不免使得氣氛沉悶，令聽眾對反複模進的優美旋律產生審美疲勞；與此相對，阿什肯納齊，一位與前輩拉赫瑪尼諾夫一樣同時揚名於鋼琴與指揮兩個領域的俄國音樂家，依靠敏捷而充滿戲劇性的詮釋以及Decca公司優質的錄音，令作品顯得氣魄宏大、光彩奪目，他指揮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的演奏並不深沉，速度較普列文更快，但不放過每一個令情感迸發火花的機會，其勾勒的旋律線條在粗獷中展現出俄羅斯大地一般的寬廣優美。
與這兩位指揮相比，陳燮陽在首尾兩個樂章以偏慢的速度來呈現穩健的結構，慢而不拖；在中間那個千回百轉的柔板樂章，他不似普列文那樣沉溺於一個個悠長的旋律線，反而明智地保持適當的速度和張力，快而不趕；上交的演奏亦很特別，銅管樂和打擊樂器都適當地收斂力度而退居二線（作品尾聲除外），整體音色雖不絢麗但特別溫暖，弦樂在演奏作品中一些著名的段落，如諧謔曲樂章第一部分的第二主題和末樂章大音程跳進的歡快主題時，滑音都演奏得格外甜膩，這樣的處理雖削弱了粗獷的氣勢和感情強度，卻揉入了一些上海“本幫”獨有的溫柔情調。作曲家在作品結尾再現了末樂章大幅跳進的“偉大而樂觀”的主題， 增加了銅管樂的分量以使配器更加輝煌。在普列文和阿什肯納齊的錄音中，除了幾次節奏重音之外，銅管樂主要充當了弦樂聲部的背景，使得這麼一部大部頭作品的尾聲略顯蒼白而單薄；相比之下，陳燮陽的解讀則不同凡響，他在臨近結尾處稍許放慢了步伐，讓此前有所保留的銅管聲部盡情釋放、破空而來，上下起伏的弦樂與銅管好似兩條轟鳴交彙的長河，為整部作品畫上了一個厚重有力、大氣磅礴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