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就要處好世，就要努力做人，符合人類的要求，那麼，這個“人”字，可望成功。
前一個“為人”，是成為人的意思，後一個“為人”，意指做人。這個題目，也就是說：人之成為人，在於如何做人，如何把自己的“人”字寫好，寫端正。
人們常說“為人處世”，的確，我們作為人，就一定要處世，這是做人的本質屬性———社會屬性決定的。從另一個角度講“為人處世”，“為人”則是“處世”的基礎和前提，隻有做好人，才可能處好世，概而言之，做人，就要處世；要處好世，就要努力做。
我們應該感謝造物主，沒有把我們變成一棵樹、一隻貓，或是一隻朝不保夕的螞蟻，而是讓我們以“人”的形式來到這個世間，既然是人，就要明白人的含義，就要時時處處把自己當人看待，在處世之中不能混於非人的東西，更不可做如魯迅先生所罵的“做事學著豬狗”的那一類。雖然有的人形式是人，但在後來的生活中或是蓋棺之後，他們就被否定了。為什麼在我們的辭典中有“人麵獸心”、“衣冠禽獸”、“狼心狗肺”這一類詞語？因為他們處世背離了做人的起碼原則，這就是人類對那些錯披人皮的一群的糾正。
人，怎樣做？
做人，首要的是不危害人類；對於人的評價，曆史和人類是公正而無私可徇的。隻要為人正道，無損他人和人類，曆史自會公允評價；相反，那種得勢小人，專幹禍國殃民的壞事，天良喪盡，天理人情也實難容忍。曆史上有副評價忠臣嶽飛和奸臣秦檜的對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忠直利民之人，有幸青山與共；奸佞害人之徒，無辜白鐵也羞。可見，為人好壞，世間不少口碑，曆史自有公論。又例，東坡居士在他的《塢》詩中這樣總結董卓：“衣中甲厚行何懼，塢裏金多遲足憑。畢竟英雄誰得似？臍脂自照不須燈！”事實上，那些與人類作對，專權害人之輩，最終隻會得到曆史和人類的無情懲罰，永遠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可悲可歎！
做人，其次要有益於人類。為人在世，僅僅滿足於不危害人類是不夠的，否則，雖無損人類，卻有違曆史創造之恩，有負人類化育之情。要有益於人類，就要有“我為人人”的思想和無私奉獻的精神，因此，我們為人，要有舍己為人、“為他人做嫁衣裳”的氣度；要有“但得眾生皆得飽，不辭羸病臥殘陽”的胸襟；要有效忠人民、“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即便不能是悅人的紅英，也要甘當護花的春泥；即便無緣成為驅馳效命的駿馬，也應是那茹桑吐絲的春蠶。要學李潤五，全心為民，鞠躬盡瘁；要學李國安，生命不息，就要為老百姓打井謀福的精神；要學李素麗，在平凡的崗位，表現出為人民服務的極大熱忱……真正如雷鋒一樣，“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眼務之中去”。而且，也隻有心裏裝著人民，裝著偉大人類的進步事業，才可能有“上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的崇高品質，才能真正去從事有益於人類的事業。
做人，不危害人類，重在“克己”的精神和意識；做人，有益於人類，重視道德上的修煉和才能上的培養；因此，克己、修德和育智就成為做人的良好訓規。進一步講，克己與修德可納入道德的範疇，育智可納入才能的範疇，因此，做人，就是如何培養自己使成為道德高尚和才能優異的人。“人”怎樣做的問題，就同時決定了“世”怎樣處的問題。將個人的德和才納入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這就是做事情、幹事業，簡言之，就是“處世”。做人與處世既是因果關係，又是“為人”這個問題的兩個方麵。
我們“做人”，先不必問做人以外的一切東西，而隻需要想如何修德廣智，做個好人，做個對於人類有益有大貢獻的人。要明確普遍聯係的道理，你這個人做好了，那麼，你的事也就能做好，你就會得到親人和朋友的關愛，就會受到上司的賞識和下屬的擁戴，你自然就有你並不刻意追求的真名和實惠。這，就是做人的報酬。相反，有的人，連“人”字都沒寫端正，在處世之中，打著人的招牌，招搖撞騙。他們急功近利，卻欲速而不達；他們損人利己，卻以害己而告終；即使摸黑裏幹了有損人類的勾當，即便不被唾之罵之，那他精神上的恐懼各不安也足夠折磨他一輩子。人生如此，遑論其他！
為人，不隻是口頭上的故事，而更要從思想上下功夫，要在行動上見高下，既要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涵養，更要有“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的道德功力。總而言之，我們要在精神修養上練內功，在處世、工作、生活等各個方麵練外功，努力使自己符合一個人的要求，符合人類的要求。那麼，他這個“人”字，可望成功。
修養是一個人在生活的金礦裏開采的礦石，用心靈之爐煉成的純金一個人有知識，並不等於他有修養，就像一個人的腰裏挎著劍，並不一定是武士一樣。隻有在掌握了精湛的劍藝和相匹配的武德，寶劍才真正有靈性和力量。修養，是一個人的心靈之果在走向成熟的過程中已達到某種程度的外在的體現。實際上，隻有成熟的果子，才有著特有的迷人的馨香；隻有充實的果子，才能給人以舒心的快樂；隻有甜甜的果子，才能讓人久久地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