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有限理性模型構建湘江流域汙染防治長效機製
管理縱橫
作者：李振湖
【摘要】湘江流域呈現工業汙染源、生活汙染源和農業麵源多重汙染相結合的局麵，根據其原因分析，並基於有限理性模型理論，探討湘江流域環境汙染防治長效機製。
【關鍵詞】湘江流域 有限理性 汙染防治
一、湘江流域汙染概述
多年以來，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迅速擴張，湘江流域生態環境惡化問題日益突出，其主要表現為湘江流域陸生生態環境受到了嚴重幹擾與破壞，森林資源銳減，水土流失加劇，局部地質災害頻現；水生生態環境脆弱而退化、生物多樣性不斷減少、水生生物資源遭到了嚴重破壞；湘江水體水質也受到重金屬、有機物和微生物等的複合汙染，水體中汞、鎘、氨氮、石油類、總氮以及糞大腸菌群在沿線均有超標，而在衡陽鬆柏河、株洲霞灣港等江段重金屬更是超標嚴重，湘江流域的總體水環境質量在逐年下降。同時，受全球氣候變暖、三峽工程建設等綜合因素影響，湘江水位近年枯水頻率增多，湘江長沙站水位枯水位連創曆史新低，沿江城市的供水、航運交通、工農業生產等均受到了較大的不利影響，直至2012年10月10日，湘江長沙綜合樞紐工程二期工程完工，成功實現蓄水、通航、通橋目標，此狀況才得以改善。
湘江流域水汙染原因非常複雜，是主客觀、多種因素交叉滲透、相互疊加影響的結果，具體來說有如下方麵：
第一，產業結構與布局不合理，汙水排放不達標。全省主要的工業企業如冶金、化工、建材、輕工、食品加工、機械等幾乎都分布在該區域，尤其集中在郴州、株洲、衡陽、湘潭、長沙等城市，形成了郴州三十六灣、株洲清水塘、衡陽水口山、湘潭竹埠港、長沙坪塘等重要工礦區。產業結構偏重與布局不合理相互作用，使汙染問題更加突出。
第二，城市汙水和生活垃圾零處理排放。目前，湘江幹流及支流沿岸長株潭三市共有排汙口698個，已截流457個。長株潭共有汙水處理廠28座，總設計處理能力230.7萬噸/日。大量未經處理的城市生活汙水直接排入河流，成為湘江流域水汙染的重要來源。
第三，農業麵源汙染逐年遞增。伴隨著流域內農村經濟的飛速發展，化肥、農藥使用量也跟隨逐年增加，農村養殖業規模和數量都有長足增長，然而畜禽養殖基本都選擇近水場地，用排水方便，處理率極低，農業麵源汙染儼然成為不容忽視的重要汙染源。
第四，環境監測和環保執法監管麵臨尷尬困境。我國的流域水汙染防治的管理體製是以環境保護部門為主、多個部門共同參與的體製。政府方麵的管理框架是橫向與縱向交叉的矩陣模式，橫向上是流域內同級政府部門；縱向上，分為中央、省和地方三級，實行上一級政府與部門的雙重領導，構成流域水汙染防治流域管理、部門管理、行政區域管理相結合的管理體製。具體到湘江流域，環境監測、預警滯後，應急處置遲緩，環保執法部門職責分工不明確，導致執法能力薄弱，缺乏上、下遊之間的地方利益平衡機製，地方利益主體地位無法協調認定，扯皮現象時有發生，一江同治很難收到實效。
二、有限理性模型理論主要觀點
有限理性模型是美國著名學者赫伯特·A·西蒙在對傳統理性主義總結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的，他認為在現實生活中很少具備完全理性的前提條件。因為，人們很難針對每個決策產生的結果具有完全的了解和預測，常常是在信息不全的情況下根據主觀判斷來進行決策。從而現實生活中決策者的理性是界於完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他不是“經濟人”，而是“行政人”。行政人的價值取向和目標往往是多元化，受到多方麵因素的製約，經常處於變動狀態且表現出衝突特征，由於認識水平和能力的有限，以及客觀環境因素的製約，因而作出的決策往往隻是一種滿意解，也可以理解為是一種次優決策，能滿足需要就行。這一理論的基本觀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