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二十二年前的事情。在這期間，我從未上過雞公山，也沒那個心思。風景總在遠方麼。自然也就不可能知曉頤廬，以及這棟別墅內部的無數精彩故事。而今回望那段歲月，想想其中無數的過客，的確令人感慨。生逢亂世的人們投軍，就像物價高漲的年代散戶買股票，無不心懷樸素的、類似蚊蟲向光般的追求。有多少散戶從股市賺了錢，就有多少軍人成為軍閥；有多少散戶賺了大錢，就有多少人修成正果，類似蔣馮閻。不說別人，就說吳佩孚，因為鎮壓二七大罷工，因為在汀泗橋頭跟北伐軍為敵，他在政治上早已被定性，我無意更無力翻案，但對他卻懷有深深的同情。曾經給吳佩孚寫過傳記的焦菊隱說，1939年吳佩孚去世時，他的心靈仿佛受到了極大的打擊，戚戚然，惘惘然。我很能理解這種情緒。
我不相信吳佩孚不愛國，不想為百姓謀福利。一個身負將略、軍紀嚴明、不結外國、不舉外債的將軍，最終走向人民的反麵，尤其令人惋惜。而這正是曆史的吊詭之處。
這本書有些“散”。這是結構所決定的，它主要以雞公山上的頤廬別墅、以及頤廬主人靳雲鶚的軸線而發散，沿著時間推移，直到北洋時代的結束；但是我也深信，這本書一定很好看。這跟我的文筆沒有關係，因為曆史的細節本身便精彩紛呈。曆史從來都不是圖書館裏表麵沾滿灰塵的發黃書頁，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一個個妙趣橫生的細節。陶菊隱寫吳佩孚的傳記，主要依靠當時的報紙，我寫這本書則依據當時留下的口述曆史，主要是《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細節比如對話，完全忠於當事人的記述。我希望將那種打動我的新鮮，原樣呈現給同好。
我沒有在書中附注出處，並非有意掠美，主要原因一是覺得那樣太像曆史考證，太正規，給讀者的感覺失於輕鬆；第二也有個技術障礙，那樣附注我不會操作。但是主要引文的作者，我都在文中特意寫出了他們的名字。寫作期間，我還參考了兩位雞公山文史專家、何軍先生與薑傳高先生的考證結論，從他們的博客裏麵。他們多年來皓首窮經，從瀚如煙海的史料中，上窮碧落下黃泉地搜尋，有些結論自己尚未發表，便被我先用，很有些不安。我對道士蘇成章的了解，以及李立生當初開發雞公山的詳細經過，都來自於何軍先生的博客，隻有他們才能掌握那樣的第一手資料。不僅如此，何軍先生還仔細訂正了書稿，提出了一百七十條修改意見，並提供了大量的照片，對本書的形成，居功至偉。
特此向何軍先生以及薑傳高先生致謝。
希望這本書以及其後的小說，能成為對故鄉的奉獻。
好了，我該寫小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