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3年半的離婚大戰中，艾薩克與他的新伴侶必須麵對的還不僅僅是法律和經濟上的爭執所帶來的痛苦。艾薩克剛做完甲狀腺手術不久，珍尼特便發現自己的左邊乳房得了乳腺癌。1972年7月，她被送進醫院做了探測手術，醫生發現了腫塊，為她做了乳房切除。
從手術中醒來後，這個消息令她萬念俱灰。艾薩克堅持陪在她身邊，並稱自己必須是她看到的第一個人。這是珍尼特經曆過的最痛苦的事情了。她自然認定，這種毀形意味著艾薩克將離開她，投向別的更年輕、更健康的女人。
艾薩克安慰她，說她簡直是在說傻話，他決不會做出這種事的，還說他愛她至深，隻要他一脫身就馬上娶她；但他的話並沒起什麼作用。當他意識到這一點時，他想到了自己著名的幽默感。他聲稱，如果她是個歌舞女郎，如此悲傷是可以理解的，切掉一隻乳房可能意味著她將失去平衡，從而影響她的事業，但事實卻是她不是歌舞女郎，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呢？
這個幽默起了作用。幾天來，珍尼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並慢慢開始習慣了這種情形。
兩人共同度過了手術的難關，並一起克服了隨之而來的心理與生理的痛苦，這無疑使他們更加親近，對彼此的感情更有信心。然而，這並不是與離婚同時進行的最後一場感情戰。
1973年6月，珍尼特又一次患了重病，這次是蛛網膜下出血——一種以腦外膜為中心的內出血。
出血的那天，艾薩克正在波士頓。下午他給珍尼特打電話時，覺得她說話有點含糊不清，顛三倒四；但她讓他放心，說隻是沒睡好覺有點累了。艾薩克信以為真，也就沒多想。直到珍厄特的一位患者在電話中發現她已完全語無倫次時，警鍾才響了起來。這位患者設法從珍尼特口中問出了她的醫生名字，開始打電話求援。珍尼特馬上被送往醫院。艾薩克也隨即接到了消息。他很快就趕回紐約來陪她。
當時還不能確定珍尼特是否需要做腦手術，但最終醫生決定不做。她在醫院裏住了近三個星期，進行各類檢查。直到第六個星期，她才覺得好些。
然而，這次事件仍不是災難的終結。8月，珍尼特出事後的兩個月，艾薩克的母親安娜·瑞琪爾去世了。當時，馬上就是她的78歲生日，且幾乎剛好距她丈夫去世四周年。
瑞琪爾一直沒能從失去朱達的悲傷中走出來，甚至還希望自己能早點死。盡管艾薩克為失去了母親深感悲痛，但終究不像1969年父親的去世對他的影響那麼大。艾薩克知道，死對母親來說，其實是種解脫。
從許多方麵來看，這都是艾薩克一生中最黯淡的一年。似乎是為了使這一年有個圓滿的結局，1973年11月，又發生了不幸之事。就在離婚將最後判決，即艾薩克與傑特魯德婚姻將要結束的前幾天，羅賓得了重病。
1973年夏，羅賓去了佛蒙特的溫德漢姆大學，在那裏過得很愉快。10月底她以為自己患了重感冒，隨著病情越來越重，她住進了校醫院，檢查結果發現她的白血球數很低。傑德魯德趕到學校，把羅賓帶回到波士頓，並去兒童醫院做了診斷檢查。白血球數很低的說法自然使艾薩克以為他的女兒患了血癌，但經過全麵檢查，醫生排除了這個可能性。羅賓服了大量的青黴素，在醫院住了幾天後病情就開始好轉。
羅賓不得不呆在家中修養一段時間，因此也就無法完成溫德漢姆大學的學業。她與父親談了此事。經過幾個月的反複思索，她最終決定不再返回溫德漢姆大學，而於1974年進了波士頓大學。
1973年底，在與珍尼特共同處理完他的一係列家庭問題後，艾薩克開始認真考慮再婚的可能性了。11月底，他正式向珍尼特求婚，珍尼特接受了。幾天內，他們就已開始計劃婚禮。兩人都對舉行宗教儀式毫無興趣，也不喜歡市政大廳毫無情趣的登記儀式。他們決定在珍尼特的寓所舉行婚禮，日子定在1973年11月30日。
每當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艾薩克總是滿懷溫馨。那是個浪漫的時刻，從珍尼特的客廳望去，能清楚地看到夕陽正從曼哈頓的高樓大廈往下墜去，燦爛的餘輝將道道金光灑入屋中。道德文化協會（艾薩克與珍尼特都與此協會有關係）的愛德華·艾裏克森為他們舉行了儀式；他們的兩位朋友艾爾和菲利斯·巴克做了證婚人。儀式開始前，珍尼特將電話的聽筒摘了下來，結束後她剛掛回上去，鈴聲就響了，是奧斯汀·歐尼從波士頓的豪頓·米弗林出版社打來的。他告訴了他們一個好消息，出版社打算接受珍尼特的一部科幻小說《第二次試驗》。這是她首次嚐試賣小說，能被接受，真是令她大喜過望。這也是個好兆頭，預示著這對夫婦未來共同生活的一個美好開端。
珍尼特與艾薩克的結合，可謂是珠聯壁合。她從不幹涉他的工作方式，知道艾薩克是個工作征，一天必須在打字機旁呆10個小時以上，與他需要氧氣和食物一樣自然，她尊重這個事實。她鼓勵艾薩克更多地參加社交活動，使他走出了自我封閉。更重要的是，她治愈了他的旅行恐懼症。
但即便是珍尼特，也沒能把艾薩克拉上飛機，盡管兩人一塊兒發現了僅次於飛機的最好方法——乘船旅行。
在此之前，艾薩克已經意識到不用坐飛機就能環遊世界的可能性。1973年夏季，他曾乘坐“堪培拉”號前往非洲海岸看日食。接著在這一年末，他又與珍尼特搭上了“QE2號”去看“科浩泰克”結星。但，真正的突破是在他1974年對英國的訪問。
這次旅行是由門撒國際①組織的。該機構認為這是讓阿西莫夫為它做宣傳的好機會，同時他還能在英國促銷自己最新小說《諸神》。這本書是他經過長時間的沉寂後重返科幻小說界的標誌。在此之前，阿西莫夫的飛行恐懼症一直是他訪問歐洲的絆腳石，但現在他有了乘船旅行的新愛好，沒什麼能阻止他了。
1974年6月5日，QE2號停靠在南安普敦港口門撒國際的史蒂夫·奧德爾前來迎接。他是他們在此逗留期間的導遊。他們參觀了許多著名的景點：去了斯通亨格，乘車遊覽了考茨沃茲，在牛津小住了幾天，並隨一個旅遊團遊覽了倫敦。阿西莫夫在查林克羅斯路的福爾斯書店舉辦了一個簽名售書儀式。在儀式上，阿西莫夫在英國平裝書的出版商黑豹出版社的代表，向他透露了一個消息，說阿西莫夫作品的銷售量遠遠超過了他們所出版的任何一種書。在伯明翰，阿西莫夫發表了一次與門撒國際組織有關的演講，阿瑟·克拉克在演說開始前替他做了介紹。
有一段時間，阿西莫夫私下裏曾懷疑過智商理論的價值，但門撒國際這個組織對他很友好，尤其在英國時給了他很多關照。
艾薩克一直都未意識到自己是個親英分子，但這次旅行讓他覺得如果自己生來是個英國人，那該有多麼愜意啊。他一直喜歡住在城市，熱愛在紐約那種緊張、熱鬧的生活，但實際上，歐洲較緩慢的生活節奏同樣令他感到舒適。艾薩克與珍尼特都是曆史迷，在未曾親自遊曆舊世界前，艾薩克就曾研究並撰寫過有關歐洲曆史的著作，而珍尼特則煞費苦心地收集與歐洲曆史有關的資料。對兩人而言，英國都蘊藏著眾多給人以啟示的東西，當離別之際到來時，他們真希望此次旅行能安排得長一些。
就在這次旅行中，阿西莫夫首次對人文主義產生了興趣。這種思想流派將人類文化與成就放在哲理思考的第一位，完全摒棄了宗教式迷信的觀點。
人文主義的第一個觀點聽起來似乎有點像坎貝爾式的理想者或超人，但事實並非如此。人文主義並不認為人類優越於其他形式的生命或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其他種族，但它極為強調人的思想與創造力。它摒棄任何以為人類是由某位不明之神創造的觀點，認為人類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阿西莫夫對人文主義抱有嚴肅的態度。他經常發表與其相關的演說並寫文章甚至整本書來探討。晚年時，他成了美國人文主義協會的主席，擔任此職務一直到他去世。
自然，阿西莫夫的所有作品都受到其政治與哲學觀點的影響。盡管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對事物的看法有了微妙的變化，但在一生中，他的社會、政治與哲學觀點的主體始終是連貫的、一致的。
阿西莫夫深信，教育與知識是最重要的，並堅信把持政權者的無知是世界產生種種問題的根本原因。如他的許多朋友和同事一樣，他為許多人對科學的無知感到悲哀與震驚。他認為，對於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說，這種無知就更駭人聽聞了。阿西莫夫天生是個教師，在他以施教為樂的背後，隱藏著他的渴望，即將他認為是最重要的東西講授給聽講者。
在阿西莫夫的演說及眾多非小說類作品中，一個反複出現的主題就是：他認為這個世界人口已經過剩，這種傾向繼續與否將是影響未來的關鍵，關係到未來世界是充滿了災難與饑荒，還是能夠健康發展，使其居民享有安穩舒適的生活。在他的小說中，他也強調了這一主題。《鋼之洞》描繪了地球大都市的惡夢及由於人口過剩、食物短缺而造成的必須由計算機來控製的管製局麵。在此書中，阿西莫夫認為人口過剩、食物短缺幾乎是未來不可避免的一個特征。
阿西莫夫引起人們警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作為世界最著名、最成功的科普作家，他盡心盡力地發揮著自己的作用。通過在美國人文主義協會的工作，通過他的作品及他在電視、廣播講座中頻繁露麵的機會，他不斷探討、分析有關未來世界的重要問題，並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方案。他以此方式加入了由愛因斯坦、伯納德·羅素等偉人開創的事業。他有著與他們共同的理想，主張建立一個世界政府，實行全球裁軍，運用科學來解決社會的種種問題，並防止新問題的出現。
雖然阿西莫夫並未公開卷入政治，但他是個安坐於扶手椅中的激進的民主黨人。在所有的政治家中，他對尼克鬆最為痛恨，甚至宣稱如果魔鬼撒旦成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參加競選，他寧可投撒旦的票也不會支持尼克鬆。水門事件爆發前幾年，阿西莫夫對尼克鬆就已有疑問，事發後，更是幸災樂禍，認為這是尼克鬆罪有應得。
盡管他未曾支持哪個政黨，但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看，阿西莫夫還是講政治的。他參加過旨在揭示人口過剩問題的“非雙親日”遊行。當田納西州的原教旨主義團體試圖在公立學校廢止進化論的教育時，他也參加了為此進行的多場戰鬥。他認為，不論是在何處，也不管采取何種方式，打敗無知都應是自己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