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退出了東交民巷，掉頭朝北，然後朝東，沿著戶部街、東長安街、東單牌樓，一直朝前走。他們一邊走，一邊高呼：“賣國賊曹汝霖！”“賣國賊陸宗輿！”“賣國賊章宗祥！”一邊繼續散發他們的傳單。
下午四點鍾左右，學生大隊來到了曹汝霖家的大門口，曹家的大門緊閉著，門前是持槍把守的軍警。這個曹汝霖是個大滑頭，他是東京法學院的留學生，曾經在北大法律係的前身京師大學堂附設的進士館作過法律助教。後來他從政了，他的一切言行都以沽名釣譽、謀取私利為目的，曾經積極地支持袁世凱複辟帝製，因此受到了這個竊國大盜的重用及大力提拔，當上了袁世凱手下的外交總長，專管袁世凱的對日外交，二十一條的談判以及以後中日所簽的條約，都是由他領導處理的。袁世凱死後，他又拍上了內閣總理段祺瑞的馬屁，先當交通銀行總理，後任交通總長。他當官有術，雖然北洋軍閥政府的總理接二連三地更換，他卻一直安穩地坐在交通總長的寶座上，後來還兼任了油水很大的代理財政總長。他參加處理了所有的向日本銀行的借款，並利用職權盜竊國庫，大大地飽了私囊。據五四運動後不久一位記者確鑿的調查，曹汝霖的私產，最起碼也在二千萬元以上。在巴黎和會期間，他做為一個中國人，竟然代替日本政府向中國的北洋軍閥政府施加經濟壓力。而昏庸的北洋軍閥政府，竟在五四運動後的第二年，授給了他一枚三級勳章。就是這樣的一個賣國賊，在抗日戰爭期間又為日本軍國主義效力。1949年全國解放前，他逃到了台灣，次年又從台灣到日本，受到了過去與他有過各種往來的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照顧。1957年又移居到美國，成了一個美籍華人。
當時，學生們要求曹汝霖出來，解釋他與日本秘密訂約的原因。守衛的警察不但不理睬學生們的要求，反而強迫學生後退。
這時候，學生們的憤怒情緒已經達到了極點。他們高聲喊叫著：“賣國賊！賣國賊！”的口號，許多學生把手裏拿著的小白旗扔進曹家的院牆內，有的學生還撿起了石頭，向著曹家的院子裏拋去。有五個勇敢的學生，躍上曹家的院牆，跳進了曹家的院子裏，搬開了堵住大門的石頭和木塊，把曹家的大門打開。於是，大隊的學生就湧了進去。
學生們以為，這時候，曹、章、陸三個親日分子，一定正在曹家的客廳裏開秘密會議，於是就先徑直地朝客廳跑去。但是，客廳裏卻一個人也沒有，書房裏也一個人都沒有。憤怒的學生們氣極了，一邊激動地高呼：“曹汝霖在哪裏？”“拖出曹汝霖來，揍他一頓！”一邊就把客廳和書房裏的瓷器當成了發泄怒氣的對象，劈裏啪啦地摔碎在地上。之後，學生們又跑到曹汝霖兩個女兒的臥室，也沒有人，就把鐵床的柱子和零件拆了下來。然後轉到曹汝霖妻子的臥室，曹妻鎖住了房門，學生們就用剛剛到手的鐵柱子把房門撞開，見曹妻一個人在內，就問她曹汝霖在什麼地方，曹妻說他在總統府吃飯未回來。
其實，當學生們來到趙家樓曹宅門外的時候，曹汝霖確實正與章宗祥以及當時的交通部航政司司長丁士源，還有一個日本記者中江醜吉（他是曹汝霖的好友）在家裏商量事情。狡猾的曹汝霖一看見學生們丟進院子裏的石頭，就立刻換上了傭人的服裝，打扮成傭人的樣子，從窗口跳了出去，從家裏的後門逃出，穿過一條小胡同，叫了一輛汽車，急馳到東交民巷，躲進了外國人開的六國飯店裏。
學生們找不著曹汝霖，就把他的臥室裏的鏡框家具等物打了個粉碎。又把他的抽屜打開，想要搜出一些賣國的秘密文件，但是一無所獲。隻得翻箱倒櫃，把首飾等等拋在地上，用腳踏碎，以泄心頭的怒火。
之後，學生們又來到了曹汝霖父親的房間裏，在這裏，也未找到曹汝霖。他們又找到了曹汝霖的兒子，和曹汝霖的一個年輕的小老婆。學生們對曹汝霖的父母、兒子、小妾都未驚動，隻是吩咐衛兵們把這四個人通通帶走，隻把他們房間裏的燕窩銀耳等物品，摔在地上。
到處都找不到曹汝霖，使得學生們無法排解心中的怒火，就搗毀家俱，放火燒屋。這時候，有的學生忽然發現，有三個人躲在地下室的鍋爐房裏，這三個人就是章宗祥、丁土源和中江醜吉。學生們衝進去，誤認為章宗祥就是曹汝霖，於是立刻把章打倒在地，章躺在地上裝死。等學生們走了之後，中江醜吉才把章扶起來，兩人逃到了曹宅附近的一家賣油鹽的小鋪子裏。不久，章又被學生們認了出來，把他拖到小鋪子的大門口，問他到底是誰，他不肯說出自己的姓名，學生們便把他打得失去了知覺，又抓起店裏出售的鬆花蛋，把它們拋擲在章宗祥的身上。
當這場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席卷著中國知識界的時候，冰心已經長成為一位十九歲的年輕姑娘。在此之前，她絕對不曾想到：這場運動會改變她的生活道路，把她推上文壇，使她成為中外知名的女作家。
她當時正在協和女子大學理預科讀書，是個一心想當醫生的大學一年級學生。5月初，大學生們正醞釀著要舉行示威遊行的時候，她正住在東交民巷東口的德國醫院裏，陪著她動了手術的二弟，在精神上安慰他，在生活上照顧他。她是事先向學校請了事假的，所以學校裏和社會上發生的事情，她一概不知道。
非常湊巧的是，5月4日那一天的下午，她父母家裏雇用的女工，到德國醫院給冰心姐弟送東西。這一帶，是大學生們遊行示威的必經之路。從鐵獅子胡同到東單，再從東單至東交民巷東口，這位女工一路上看見了好幾百個學生，他們的手上舉著紙旗，嘴裏喊著口號，向沿街圍觀的群眾遞送傳單。馬路兩旁擠滿了看熱鬧的人群，這位女工費了很大的力氣，才從人群中擠到醫院。她一走進冰心姐弟的房間，就把路上所見的新聞，如此這般地告訴了冰心姐弟。
這是冰心在5月4日的當天，第一次聽到關於這個運動的新聞，她覺得非常新鮮。但是因為這位女工，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學生運動並不了解，所以冰心聽了之後，並沒有弄明白這個運動的真實情況。女工剛走，黃昏時候，就有一位探視的親戚，又走進了冰心姐弟的房間。這位是個知識分子，對巴黎和會，二十一條，曹、陸、章三個賣國賊，以及學生運動等等，都很清楚，就把當天所發生的事情的來龍去脈，原原本本地描述給冰心姐弟聽。
當冰心得知詳細情況後，感到十分興奮。她想起了自己在貝滿女中讀書時，到中山公園社稷壇參加反日討袁愛國集會的情景，想起了童年時代在煙台的大海邊，父親向她講述過的他青年時代參加甲午海戰的經曆，以及他對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沿海港口的悲憤，使得她對今天的賣國賊——親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人，感到無限的輕蔑與憤慨。
這時候，她雖然身在清潔寧靜的病房裏，心卻隨著新來的信息，飛向了屋外那廣闊的世界。她望著外麵的夜色，興奮得睡不著覺。父親自幼灌輸給她的愛國思想的種子，在她的心底裏萌動。她多麼想仍象在中學時代那樣，和同學們一起，投身到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中去啊！她的心怦怦地跳著，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一早，她就勸說好了二弟，一起出了醫院，回家去了。
這樣聲勢浩大的運動，當然對冰心就讀的學校——協和女大，也發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當冰心陪著二弟返回家中，安排就緒，然後再到學校一看，情形已經與過去大不相同了。
協和女大本來是所教會學校，一向與政治運動相距甚遠。過去對於什麼社會問題，政治形勢，思想潮流，等等，一向采取不聞不問的態度。然而到了五四運動的時候，教會學校的院牆，似乎再也無法抵擋得住洶湧澎湃的時代潮流了。愛國思想的浪潮，終於也衝進了協和女大的校門。本來象修道院一樣的校園，也變成了集會活動的場所。在時代浪潮的推動之下，她們的愛國熱情也被激發起來了。她們象北京的其他大學生們一樣，也痛恨北洋軍閥政府的腐敗和無能，痛恨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她們密切地注視著時局的發展，積極地參加了社會活動。
為了鎮壓學生運動，在5月4日的當天下午，北洋軍閥政府總理錢能訓，就親自派出了警察總監吳炳湘和步兵統領李長泰，讓他們自己出馬，帶領著警察、軍隊、憲兵，來到了趙家樓胡同。在吳、李當場督戰的情況下，那些本來對學生們的行動保持著一種寬厚的中立態度的普通警察和士兵，也忽然改變了態度，開始在趙家樓胡同以及東單附近搜捕愛國學生。被捕學生的雙手，被用粗繩子綁縛到身後，稍有不服，就用槍柄、短棍或拳頭打他們，軍警們把這些被捕的學生們關押在偵緝隊的木柵欄裏，有的甚至與刑事罪犯關押在一起。晚上，錢能訓又在他的官邸舉行會議，通過了關於嚴厲鎮壓學生運動、處置被捕學生、封閉北京大學、撤換北大校長蔡元培等決議。
但是，北洋軍閥政府的這些倒行逆施，反而從反麵推進了五四運動浪潮的進一步高漲。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召開了學生代表會，成立了“以盡學生天職謀國家之福利為宗旨”的學生聯合會。接著，北京的女子大學和女校又聯合成立了女學界聯合會。一向平靜的協和女大也組織了自己的學生會，並且參加了北京女學界聯合會。過去對教會學校的校規及生活方式安之若素的女大學生們，現在都一反常態，個個表現出了情緒亢奮，緊張異常的模樣。他們一聽見學生會裏傳出來什麼最新消息或緊急消息，就都立即放下書本，湧出教室，到學生會裏打聽消息，或到走廊上，校園裏，交換意見。這些女青年們都一反過去的溫柔敦厚的女兒態，經常聚集在校園裏，慷慨激昂地議論國家大事，有時甚至麵紅耳赤地爭論不休。
冰心當時雖然隻是預科一年級的學生，在協和女大的校園裏算不上是一個骨幹分子，但她卻因為擅長作文，被選作了協和女大自治會的“文書”。既然協和女大的學生會參加了北京女學界聯合會，是女學界中活躍的一員，自然而然的，冰心也就成了聯合會宣傳股裏的一名成員。去女學界聯合會和北京學聯參加會議的，都是高年級女生，冰心雖然不出去參加會議，卻有許多文字宣傳的工作，需要她做。
她們宣傳的內容很廣泛。比如：為了抵製二十一條，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就從抵製日貨開始。這些年輕的姑娘們，就三五成群地舉著寫有抵製日貨的小旗，向市民和商人發表演說，挨門挨戶地走到商店裏，勸說店家和顧客不要買賣日貨。正是因為這些愛國學生的宣傳，才使得愈來愈多的商人們激發起了民族感情和愛國熱情。到了6月初，發生了北洋軍閥政府大批逮捕學生的事件之後，更多的商人公然地站到了學生運動一邊，用罷市和抵製日貨的行動，來支持學生們的愛國行動。
女大學生們還親手製造出文具、繡花手絹之類的日用品，到街上去出賣，因為這是地地道道的中國貨。
為了慰問、援救被捕的同學，冰心和她的女同伴們，還到處去募捐，有時跑到長安街上，有時跑到天安門前，攔住來往的過客或人力車，請求大家慷慨解囊，捐些銅子。
當反動政府公然審訊愛國學生的時候，冰心就與她的同學們一起，組織起一大隊一大隊的人馬，堂而皇之地開進法庭去聽審。
除去上述這些活動之外，這些年輕的女大學生們，也開始用白話文作武器，寫作反帝反封建的宣傳文章。想要通過這些文章，來表達自己關心時局、過問國事的一些見解。尤其是作為“文書”和宣傳股成員的冰心，更是寫得起勁。文章一經寫出，就想拿到報刊上去發表。但是，拿到什麼地方去呢？說來，事有湊巧：冰心的一位表兄，名叫劉放園的，當時正在北京《晨報》當編輯。他的年齡比冰心大得多，冰心對他，一直以長輩之禮相待，不大敢與他說話。但是，寫作過宣傳文字的冰心，這時候為了發表自己的見解，就勇敢地把自己的文章，拿給這位表兄看。小表妹冰心的這個舉動，使劉放園先生大為驚奇，讀過文章之後，又異常欣喜。這樣，女大學生們的宣傳文字，就陸陸續續地在《晨報》上發表了。
那時候，各種新思潮，開始湧進中國的大門。民主，科學，自由，平等，博愛，無政府主義，烏托邦，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隨著這些思潮的湧入，各種各樣的刊物，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晨報副鐫》，《少年中國》，《解放與改造》，《覺悟》，《語絲》等等刊物和報紙，先後創辦和流傳，給中國的文化界帶來了新的氣息。
劉放園先生不斷地把新出版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等雜誌，拿給冰心，鼓勵她多多閱讀這些雜誌和報紙，看看那些有思想的教授和大學生們，是怎樣看待和分析社會問題的，尤其是讓她多多閱讀大學生們的新作，以便讓冰心自己也鼓起勇氣，努力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