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五四運動，這個奔騰澎湃的運動，給中國帶來了先進的思潮。正如冰心在三十幾年之後回憶的那樣：“五四運動的前後，新思潮空前高漲，新出的報刊雜誌，象雨後春筍一樣，目不暇給。我們都貪婪地爭著買，爭著借，彼此傳閱。其中我最喜歡的是《新青年》裏魯迅先生寫的小說，象《狂人日記》等篇，尖刻地抨擊吃人的禮教，揭露著舊社會的黑暗與悲慘，讀了使人同情而震動。”
正是這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思想，把一代敏感的、正直的青年知識分子，卷出了家門和校門，使他們走進了社會。
而當他們走進了社會活動的旋渦，他們就必然會用年輕的頭腦，來觀察、審視社會的痼疾和問題，並開始思考著、探索著改變社會現狀的途徑和方法。
十九歲的女大學生冰心，這時已經長成為一個溫柔、沉靜的大姑娘，她有著小巧玲瓏的身材，一張豐滿的鵝蛋臉，一雙細長的、明亮的丹鳳眼裏，射出聰慧的、探究的光芒。在年齡相仿的年輕姑娘群裏，她的模樣兒也許並不格外出眾，她格外出眾的地方是：生就一顆極為善良、易感的，而又極其正直的心。當她也象她的許許多多的同時代人那樣，走出家門和校門，開始觀察著社會，觀察著人生，並開始思索著、找尋著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和方法的時候，她同時也就拿起了自己的筆，奉獻出了她的獨具特色的“問題小說”，來提醒人們的注意了。
有多少問題擺在這位女大學生的麵前，困惑著她的心，又引動著她的思索，誘發著她的感慨啊：
外國列強的侵略；軍閥混戰；貧富懸殊；封建製度、封建家庭對青年的壓迫和摧殘；婦女問題；家庭問題；知識分子的出路問題；等等，等等。真是內憂外患，無所不包。
她的瘦小的身體裏，她的軟弱的女性的心靈裏，承受得了嗎？
作為一個女性青年知識分子，一開始，很自然的，她對家庭問題、婦女問題和知識分子的出路問題，就首先表現出了格外的敏感與關注。
有著幾千年漫長封建曆史的中國家庭，表麵模式都很相近，但是內容卻千差萬別，有的家庭很幸福，而有的家庭很不幸，不幸的家庭又有形形色色造成不幸的原因，正如一位俄國文豪在他的一部長篇小說的開頭所寫的那樣：“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
冰心自幼生長在幸福的家庭裏，她十分珍愛自己的家庭。那種思想開明的父親，加上有教養的母親，再加上親密無間的兄弟姐妹結構而成的和諧的小家庭，正是冰心家庭的寫照，也是冰心的心目中理想家庭的模式。但是，世界上的家庭並非都是如此理想的。她也耳聞目睹了許多不幸家庭的慘劇。這樣的家庭，使她感到痛心，尤其是當這類悲劇發生在知識分子身上，又影響了他（或她）的事業和前途的時候，更使冰心痛心。有的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所以未能發揮自己的特長，報效社會和祖國，除了社會痼疾所製造的障礙之外，家庭不睦倒往往是更為直接的原因。這種現象使冰心很難過，所以她的第一篇“問題小說”，寫的就是兩個家庭的對照。
在這篇小說裏，冰心描繪了兩對青年夫婦的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著重刻畫了兩位作風不同的家庭主婦，帶給丈夫和孩子的迥然不同的影響。冰心理想中的家庭主婦是象亞蒨那樣的女性青年知識分子，在婚前要接受完美的教育，在婚後則是能體貼丈夫、會教育孩子的賢妻良母。冰心極不喜歡那種嬌慵，懶惰，不理家務，沒有受過教育的女人。要麼睡眼惺忪，拖著鞋子，要麼打扮得珠圍翠繞，出去打牌，結果弄得夫妻齟齬，經濟拮據，孩子也缺乏應有的教育，最後竟把受過良好教育的丈夫逼上了死路。而模範妻子亞蒨的丈夫“三哥”，雖然也對時事有些灰心，但是因為夫妻和諧，家庭美滿，居然還能保持住“大英雄當以赤手挽時勢”的勁頭。
冰心這種對於家庭、女性和婚姻的見解，有她以後所寫的小說、散文甚至於詩歌裏，還得到了繼續的表現；她的這種見解，與當時的以至於以後的其他女作家的見解相比較，可以說，還是相當平穩的。
新型的夫妻關係究竟應該怎樣構成？婦女究竟應該解放到什麼程度？——這類問題，直至今日，仍然是人們感到興趣的問題。也許是，隻要世界上存在著男人和女人，這類問題，就會永遠受到人們的關注。
冰心在《兩個家庭》這篇小說中作出的回答，對於今天的所有女性說來，也許已經使其中的不少人，感到不能滿足了；然而，她在“五四”時期提出的答案，在當時，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以後，也許還會引起人們議論的興致。這篇題為《兩個家庭》的問題小說，連載於1919年9月18日至22日的《晨報》上。這位名叫謝婉瑩的女大學生，給自己取了一個十分好聽而且好認、好記的筆名——冰心。
關於為什麼要取這兩個字作筆名，十三年後，她寫了如下一段話作解釋：“一來是因為冰心兩字，筆畫簡單好寫，而且是瑩字的含義。二來是我太膽小，怕人家笑話批評；冰心這兩個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時候，不會想到這兩字和謝婉瑩有什麼關係。”而當小說正式發表的時候，在“冰心”後麵，又加上了“女士”二字，從此之後，年輕的女作家冰心，就正式登上了文壇。這一年，她十九歲。
家庭問題一直是年輕的女作家冰心關注的問題。但是，家庭悲劇並不隻是限於夫妻之間，它有時也發生在父與子這兩代人中間，而當家庭矛盾是以兩代人的衝突表現出來的時候，
家庭問題就與青年問題交織在一起了。冰心有個非常開明而且非常愛她的父親，在她自己的家庭裏，借用一個當代的名詞，決不存在著“代溝”。但是，“五四”時代的青年，能夠生活在這樣家庭裏的幸運兒，是很少的，大部分的青年愛國學生，都會受到封建家庭的限製和壓迫。
冰心十分同情和理解家庭處境不佳的同時代人，她想代替這些人說幾句心裏話，所以，她在寫完了《兩個家庭》之後，又寫了一篇名為《斯人獨憔悴》的小說，發表在1919年10月7日至11日的《晨報》上。她在這篇小說裏，寫了兩個愛國、進步的青年學生穎銘和穎石兄弟，與他們的專橫暴虐的漢奸父親之間的衝突，這個代表著封建保守勢力的父親太凶狠專製了，穎銘、穎石兄弟隻與他交鋒了一個回合就敗下陣來，從熱血的青年無可奈何地後退到了封建軍閥的順民，雖然苦悶、“憔悴”，但也無法可想了。這種青年一代向老年一代妥協的悲劇，如果是發生在女兒和父親之間，結果恐怕就要更慘了。
在冰心的另一篇小說《是誰斷送了你》之中，她寫了女學生怡萱被父親的封建偏見活活逼死的故事。怡萱的父親認為女兒根本不必上學，就是勉強上了學，也是“姑娘家隻要會寫信，會算賬，就足用了。最要緊的千萬不要學那些浮囂的女學生們，高談‘自由’‘解放’，以致道德墮落，名譽掃地，我眼裏實在看不慣這種輕狂樣兒！”怡萱是個苦命的孩子，雖然在叔叔的支持下終於上了學，卻受到了一個不知姓名的流氓的騷擾，她父母親看到了這流氓寫給她的關於約會的莫須有的信，雙親根本不體貼，不理解，也不信任女兒，竟然不問青紅皂白，就粗暴地阻止女兒求學。一個年輕的生命，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斷送了，夭逝了。
象怡萱一樣夭逝的女孩子，還有《莊鴻的姐姐》中的未曾出場的女主角，也就是“我”的弟弟的同學莊鴻的姐姐。這篇小說開始的時候，她已經去世了。去世的原因完全是由莊鴻倒敘出來的，一個小學教員的家庭，供不起姐、弟兩人都上學，雖然莊鴻的姐姐有著優異的才質，隻因是個女孩子，自然要給弟弟讓路了，失去了希望，心情抑鬱，終日勞碌，沒有幾年就死了。
冰心對這些有才能，有誌氣，但是因為家境貧寒不能深造的女孩子，充滿了同情，但也沒有什麼解決問題的辦法，她隻能通過莊鴻的嘴，無可奈何地喊出了：“我不明白為什麼中交票要跌落？教育費為什麼要拖欠？女子為什麼就不必受教育？”
被封建家庭摧殘的青年，除去象穎石穎銘兄弟及怡萱那樣被禁錮於家庭牢寵之中的情況以外，絕大多數女青年，倒是更麵臨著被封建婚姻迫害的命運。這是擺在五四時代女性青年知識分子麵前的，最為切身也是最為尖銳的問題。
有多少有理想、有抱負、有聰明才智的年輕姑娘，被封建家庭，用包辦婚姻這條繩索，毀滅了前途，甚至毀滅了生命。隻要有年輕姑娘的地方，就會發生這樣的悲劇。冰心生活在一個尊重女兒、愛護女兒的民主化的家庭裏，不會遇見這類問題，但是，許多發生在同輩女孩兒身上的類似的悲劇，卻使冰心觸目驚心。她很同情遭到這種命運襲擊的女性，在她寫的短篇小說《秋風秋雨愁煞人》裏，就寫了三個年輕的女性，她們是同窗好友，都有相似的理想和抱負，但是一個過早地病逝，另一個名叫英雲的，本是一個道德、學問都極其卓越的姑娘，誌向很遠大，性格很清高，接受了“五四”時期的新思潮的影響，很想在青年時代為國為民做一點事情。她又長得極美，有一種超群曠世的風度，所以深得女同學們的喜愛。但是，在她高中畢業的前一年，正當她幻想著要繼續深造，好好研究一些高深的學問，以便將來更好地試試身手，為社會服務，並用此正大光明的手段，來贏得人們的敬重的時候，她的見識淺薄的父母，卻執意地把她許配給了她的表兄作妻室，因為她的姨父——她未來的公公，是個司令，家裏極其闊綽，英雲的父母便以為女兒的終身有托，將來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所以根本不征求她本人的意見，就把她許配出去了。不料英雲卻是一位很有見識的女性，她對那種官僚家庭很看不起，對那種成天用打牌、聽戲、赴宴會等等打發光陰的生活方式十分反感，對那種婢媼成群，車馬呼擁的氣派，一點兒也不羨慕，覺得過這樣的日子比囚徒生活還要難受。
尤其是對於那位即將成為她的丈夫的表兄，他身上那種高等遊民、絝袴公子的習氣，絲毫不求上進的劣根性，更是難以忍耐。然而，麵對著兩個頑固的封建家庭，一個弱女子又有什麼辦法可想呢？本來極有理想、極有才幹的英雲，最終還是順從了封建家長的安排，她隻能寫信給她的同窗好友——作品中的第三個女孩子“冰心”，淒慘地告訴她：“我心中滿了悲痛，也不能多說什麼話。淑平是死了，我也可以算是死了。”
但是最使冰心同情的，恐怕還是那些學有專長卻報國無門的青年知識分子們。他們到英美等國去留學，學成後都興衝衝地回到祖國，想幹一番事業。但是，他們發展實業的種種計劃，都不約而同地被官僚機構碾成了粉末。上麵的總長不停地更換，技術幹部如果在人事上沒有後台，就會變成宗派傾軋的犧牲品。國家的這種現狀，好比一瓢瓢冷水，相繼潑灑到他們赤熱的心頭，使得他們的心逐漸地變為死灰。這種現象引起了冰心的注意和深思，她為此而寫出了《去國》這篇小說，發表在1919年11月22日至26日的《晨報》上。
小說的主人公英士，是個學習成績優秀的留美學生，有真才實學。回國以後，想幹一番事業：“中國已經改成民國了，雖然共和的程度還是幼稚，但是從報紙上看見說袁世凱想做皇帝，失敗了一次，宣統複辟，又失敗了一次，可見民氣是很有希望的。以我這樣的少年，目前少年時代大有作為的中國，正合了‘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那兩句話。我何幸是一個少年，又何幸生在少年的中國。”
但是，社會的現狀與他的希望之間存在著太大的距離，他雖然懷抱著科學救國的雄心壯誌，但卻不願意奴顏婢膝，不願意卷入社會上那種汙濁的漩渦。他又沒有改變現狀的能力，最後隻有“去國”這一條道路可走，又回到美國去了。當他下了這個決心的時候，痛苦地說到：“可憐啊！我的初誌，決不是如此的，祖國啊！不是我英士棄絕了你，乃是你棄絕了我英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