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勝於心動(1 / 3)

行動勝於心動

——做事能躬身實踐,且能行得端正,其影響必大。曾公如是說。

曾國藩最不喜歡經常發牢騷、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自入局,才能有改變的希望”的原則。既所謂把膽誌提起,把重心放下,走入事情的入端。

○駕權實戰:提起膽,放下心

曾國藩處世的成功,和他主張的做事必須躬親實戰有關。關於這一點,清末的蔡冠洛說:“曾國藩以前任兩江總督時,討論研究的文書,條理清楚嚴密。沒有不是親手製訂的章程,沒有不是親自圈點的文書。前年他回任兩江總督時,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坐鎮東南,他自己說如稍有怠惰安逸,則內心會負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餘接見各方麵的客人,見到後必定要訪問周詳,殷勤訓導勉勵。對於幕僚下屬賢明與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沒有不默默地記在心裏的。他患病不起,實在是由於平日事無巨細均須親自過問,用盡了精力,費盡了心思所造成的。”

躬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

曾國藩說:風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為人上者,專注修養,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

北寧呂蒙正為相,節製嗜欲。朝中有一官員家藏古鏡,自稱能照二裏,想通過呂蒙正的弟弟進獻給他,以求升遷。呂蒙正笑看說:“我臉麵不過鏡子大,安用照兩裏?”呂蒙正的弟弟才不敢再說了。

諸葛亮說:“屋漏在下,止之在上。”所以說,下邊的流弊應該在上邊杜絕,作為一個領導者就不能不端正自己的行為,要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對社會產生影響,或者是好的,或者是壞的,能不謹慎嗎?

在此前提下,曾國藩在《格言四幅贈李芋仙》中提到了躬自入局的辦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謂“身到”是指,比如身為基層官員,就應該親自去查驗有關人命、盜竊等案情,親自到鄉村去調查;身為軍官就應該親自巡視營壘,親自到戰場衝鋒陷陣。所謂“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細心分析,對事物的各方麵、各個環節,首先要能分解開,最後要能綜合得起來。所謂“眼到”是指,留心觀察他人,認真研讀公文。所謂“手到”是指,對於人們的優劣是非、事情的關鍵要點,應隨時記錄,用以防備遺忘。所謂“口到”是指,在差遣人這樣的事情、警戒眾人這樣的言辭方麵,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還要不怕煩勞反複苦口叮嚀。

關於曾國藩的“口到”,有這樣一段記載:

劉銘傳率師追撚軍於鄂、豫之交,與鮑超軍相會,一天,劉見曾國藩,曾問曰:“見鮑春霆歟?”曰:“然。”曾又曰:“穿黃馬褂耶?”曰:“否。”曾國藩感到很驚訝,問為什麼沒有穿?又問:“敘戰功歟?”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見,將謙讓之不遑,豈複有可敘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已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國藩大笑。觀此可知馭將之道,雖在小節,亦不可不知之。此事可謂口到之至也。

做事能躬親實踐,且能行得端正,其影響是十分重大的。《論語》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在,雖令不從。”也就是說,隻要自己的行為端正,就算不下任何命令,部下也會遵從,如果自己的行為不端正,那麼無論製定什麼政策規章,部下也不會遵從的。

曾國藩、林則徐都深切體會到親自實踐的重要。

林則徐在江蘇做巡撫時,曾經對他的僚屬說:“我恨自己不是從牧令出身的,每件事還都得親自去實踐。”曾國藩在兩江做總督時,也曾經說:“作官應當從州縣作起,才能夠立得住腳。”

綜觀曾國藩生平處世,不僅積累了具體事情躬自入局的辦法,更體驗到了天下大事需積極躬自入局的意義。為此他入了匡時救世“報效國家”之大局,入了科舉之局,為官之局,從軍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了人們所推崇的最後一個精神偶像。

○駕權實戰:割一點肉別喊痛

曾國藩說自己一生“打脫牙之日多矣”,又說一生成功“全在受辱受挫之時”。同治五年,他在寫給次子曾紀鴻的信中闡述了“能渡過極困難之境,方是大英雄”的道理。他說:平常人遇到困難、挫折時便會停下來,自棄自己的目標,或繞道他處。實際上,困難時不能停下來,“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享通精進之日。”他透過古今豪傑成敗的啟示,得出結論說:“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曾國藩一生受困受辱,打脫牙和血吞的時間很長,次數也很多,但在江西為最。

曾國藩以空頭侍郎銜領兵,過去依靠湖南大力支援,由於自己的名望、地位在家鄉屬於一流,所以做事還是順一些。到江西後,隻有依賴江西接濟餉需。而江西巡撫陳啟邁雖與駱秉璋同樣缺乏才幹,但氣度方麵則遠不及駱,甚至剛愎自用。曾國藩又一如往日,遇事逕行,不免幹預省內行政。這樣,兩人矛盾愈來愈尖銳。正如曾國藩所說:陳遇事“多方掣肘,動以不肯給餉為詞”,“凡省中文武官僚晉接有稽,語言有察”,“凡紳士與我營款愜,則或因而獲咎。”陳甚至不經過曾,逕自指揮調遣羅澤南等軍;且朝令夕改,使人無所適從。巡撫如此,其下各級官吏自然仰承意旨,也處處與湘軍為難,“部將官至三四品者,每為州縣撲責”。曾國藩勸捐,“所給印收,州縣輒指為偽,拘訊捐戶”。

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除了盡可能迫使陳啟邁多供軍餉,如奏準動支江西漕折銀外,又多方聯絡本省士紳,如委任劉於潯辦江西水師,黃讚湯主持全省捐輸。黃為前刑部侍郎,位高望重,為全省士紳首領,陳啟邁對之也不能不有所退讓。而黃則一心依靠湘軍保護家鄉安全,也竭力相助湘軍。至十月底止,勸捐多至八九十萬兩,實際支用亦達六十餘萬兩。曾利用這些款趕造船艦,招補水勇,很快就使內河水師成為一支擁眾三千多,船艦二百餘艘的大艦隊。此外,還與江西募平江勇四千餘人,其中三千由李元度統帶,其餘一千多人屬江西省軍,由前德安知縣劉希洛管帶。再加上塔齊布、羅澤南兩軍八千五百人,在江西的湘軍就多達一萬六千多人。

與此同時,曾國藩又暗中搜集陳啟邁材料,並於六月專折奏參。文俊接任巡撫後,緊張關係雖有所緩和,但仍然矛盾叢生,曾國藩的處境並無多大改善。與曾積怨甚多的王鑫也說:“滌帥遭際若是,真令人急煞”。“滌帥所處真是不易,其尤難者仍是餉項一節耳。”曾國藩之所以有如此景況,問題在隻有軍權,而不能如胡林翼以巡撫統轄地方之權去籌餉。正如曾國藩所說:“軍事非權不威,非勢不行,弟處無權無勢之位,常冒爭權爭勢之嫌,年年依人,頑鈍寡效。”

在軍事方麵,曾國藩也陷於明知被動,而又無法擺脫的困境中。

二月中旬,鹹豐帝兩次令曾國藩回援武漢,甚至令曾自己領軍赴援。曾國藩回奏:“論天下之大勢則武昌據金陵上遊,為古來必爭之地;論行兵之常道,則上下皆賊,而臣軍坐困於中段,亦非萬全之策。”同時客觀上大舉西援,與太平軍爭奪武漢,困難甚多。因為這勢必要撤九江城下攻城軍西上;那九江、湖口太平軍不全力西進兩湖,就會南下江西腹地;且軍餉不足,江西不能籌給開拔費,湖北胡林翼軍欠餉甚多,無力再供給西援軍。因此,他認為“與其千裏弛逐以餉匱而致意外之虞”,引起部隊嘩變,不如株守江西,徐圖改變局勢。

塔齊布的死亡,使曾國藩一時無法擺脫被動的局麵。更為重要的是湘軍第一支勁旅塔齊布軍從此離心離德,銳氣大減。內湖水師的士氣也受到很大影響。在遭到這一連串打擊之後,曾國藩又麵臨新的難題。七月中,收複義寧後,羅澤南又上書曾國藩力主進援湖北,爭奪武漢,並以此自任。他如此積極,固然是從戰爭全局著眼,但也希望擺脫江西困境,為自己謀取更好的發展機會。而在這之前,繼胡林翼之後,駱秉璋也奏調羅軍援鄂。這對曾國藩無疑是一個巨大壓力。當時曾國藩直轄隻有塔、蕭、羅、李四軍,前兩軍已大非昔比,戰鬥力銳減;李元度軍新建,未經大戰,戰鬥力不強,隻有羅澤南軍正在旺盛時期。這樣,羅軍西調,就會使曾國藩因失去惟一勁旅而處境更加困難。如堅不允調,則不僅武漢收複無期,湖北戰局好轉涉茫,甚至會危及湖南;且將使駱、胡耿耿於懷,大拂羅的興頭,從而導致內部矛盾加劇。兩相權衡之後,曾國藩終於忍痛令羅澤南軍八月西援,並增派原塔齊布軍彭三元、普承堯兩營隨行。主力部隊五千人西行後,曾國藩再也無力進行扭轉被動局麵的嚐試,隻能堅守觀變,處境更加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