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留有餘地
曾國藩是中國曆史上屈指可數的“辦事而兼傳教之人”，即以功顯，又以文彰。另外曾國藩的事業有傳人，有繼承者，而以掘墓人為大忌。毛澤東還列舉了王安石、範仲淹等許多人。但他顯然認識到能否把事業傳承下去的重要性。王安石變法轟轟烈烈，但受到反對也最為激烈。王安石生前變法三起三落，死後更是所有成果都化為烏有。張居正也是如此，比王安石更慘，死後受掘墳、抄家籍沒之災。與這些人相比，毛澤東很佩服曾國藩不但有事功，而且找到事業上的繼承人把這種事功推進下去，把門庭繼承光大下去。至於以思想影響後人，更不必說了。
○控權實戰：把“寶貝”交給“愛人”
1861年，太平軍在江浙取得突破進展，清廷的財賦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麵臨被太平軍占領的威脅。因此，從清廷到江浙地方官紳，都向曾國藩發出派兵解援的籲請。曾國藩認識到這是擴大湘軍勢力的極好時機，但不能將精銳派到上海，而隻能另辟蹊徑再練一支軍隊。
當時曾國藩考慮這個人選時，主要從以下幾點出發：湘軍嫡係，能夠勝任此項事情；對湘軍、對自己都有大益處，斷不會成為掘墓人。
經過再三權衡，他舉薦李鴻章可擔此大任。1862年2月28日，曾國藩與李鴻章談了個通宵，囑咐他先把兵練好，不要急於出戰，吏治、洋務可以緩辦。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國“有軍則有權”的道理，告誡李鴻章要把軍事放在首位，在他看來，隻有練就精兵，學會作戰，才能站穩腳跟飛黃騰達，否則將一事無成，甚至有喪失生命的危險。他還看出李鴻章心高氣盛、急躁、傲慢、任性，這些致命弱點如不改正後患無窮。因而曾國藩“以深沉二字”相勸，其他好友也紛紛提出忠告。李續宜“以從容二字”規之，沈葆楨、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鴻章深受教益，在給李桓的複信中表示：“手諭誨愛諄切，感佩無量。鴻章素性激直，從事師友賢豪間，皆深知其意誌戇而曲諒之。自茲以往，不欲蹈習官樣，又未便率性而行。”對於師友們的勸誡，“當奉為枕中秘。”
李鴻章到上海後，處處以弱軍自居，打定主意：即使朝廷下十二道詔書也不出兵，因為軍隊是他的血本。不久，慈禧又施加壓力，聲稱如果再不出兵打太平軍，就將他調離。李鴻章仍不回話。清廷知道隻有曾國藩能調動李，於是令曾國藩勸李出兵作戰。李鴻章特向老師訴苦，曾國藩知道個中奧秘，開始堅決支持他按兵不動，待清廷令他勸李出兵的諭旨下發後，曾國藩又出一招，讓李“勉為應允”，“會防不會剿”，即與外國勢力一同防守上海，但不參加共同對抗太平軍的會戰。因為曾、李都清楚，自己不能當槍使，把本錢送給別人花。李鴻章經過多次試探，終於看準洋人的用意是拿他的軍隊當替死鬼，他不但佩服老師的眼力，更堅定了不出兵的信念。自此後，李鴻章處處稟承老師的旨意辦事，在上海六個多月間，李鴻章寫給曾國藩的信即有四十四封之多。他把曾比作佛祖釋伽牟尼，而自己是佛門傳徒習教之人，附駭尾以成名。他常事事請命、時時請命，有何創舉總拜求曾國藩創首，有何大政總拜求曾國藩主持。尤其是洋務大政，李鴻章推曾國藩領頭，從而掀起極大的聲勢。曾國藩得虛譽分擔風險，李鴻章則由此實力大增。
李鴻章對曾國藩確也投桃報李，每月僅接濟安慶大營的銀兩就達四萬之多，洋槍洋炮更不計其數，有一次僅子彈就送一百萬發。
攻陷天京前後，曾國藩實際上是清軍的前線總司令，且握有蘇、浙、皖、贛四省軍政大權。不過誰都知道，朝廷已經在忌其兵權過重，盡管表麵上聖寵甚隆，骨子裏君臣都為後事發愁。因此，曾國藩亟需一位不會掘自己祖墳的傳人，他最怕清廷內部矛盾激化成災而殃及自家。曾國藩曾有一座右銘，後為李鴻章所發揚光大：“禹墨為體，莊老為用”。即吃苦實幹，又無欲無為。表麵上看它很消極，其更深的含義是以實力對抗壓力。曾國藩有過寫一本《挺經》的想法，書雖未出，李鴻章已深諳內中之味。李鴻章曾對知己者說過：“我教師的秘傳心法，有十九條挺經，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寶訣”在湘軍攻陷天京，曾氏兄弟一度大遭物議，李鴻章暗中支持老師，並用“墨守挺經”四字相勉。它表明挺經之道乃對抗壓力之寶，又表明李鴻章未辜負師門厚望，大綱一致。
後來裁湘留淮，曾、李兩家聯為一氣衣缽相傳。當李鴻章聲望日隆、甚至超過教師時在重大問題上如“剿撚”、辦洋務等等與曾國藩仍保持一致。李鴻章確是光大曾氏門庭的學生。曾死後，李鴻章還自謙地說自己“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
1860年11月，坐在新建的署衙裏，曾國藩總覺內心無比空曠、淒寒，隨之也覺病情加重。肝區陣陣疼痛，頭暈目眩，兩腳麻木，失眠，惡夢不斷。他意識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了，想要交待點後事，於是趕緊寫信給李鴻章。想到李鴻章，心裏寬慰多了，他慶幸自己有這麼個可資接班的學生。這幾年他的事業都由李鴻章接過去了；湘軍裁撤了，李鴻章的淮軍成了支持清朝的頂梁柱；自己打不過撚軍，由李鴻章戰勝了；天津教案自己弄得物議沸騰，而李鴻章正在大舉進行。“青出於藍勝於藍，學生勝於老師，這正體現老師識才育才的本事，若是學生總是不如老師，一代不如一代，事業還怎麼前進呢?”當跟前出現對李鴻章的非議時，曾國藩總用這句話製止。他這不是借此自慰，心裏也真是這麼想的。他也佩服李鴻章。他雖對李鴻章的過分熱衷功名利祿有些看法，但也總是寬容的。
李鴻章接到老師的信，尤其讀到“此次晤麵後或將永訣，當以大事相托”時，深恐老師或有不測，若不能見上最後一麵將成終身憾事，便不顧年關已近百事叢雜，冒著嚴寒長途跋涉，由保定趕來江寧。
師生見麵第一件事是進一步會商幼童出洋之事，認真推敲細節，再度聯銜上奏，強調這是徐圖自強的根本大計，中華創始之舉，務必讓朝廷重視，以達預期效果。李鴻章根據老師的指點，未經文案，執筆立就。曾國藩看了這二千餘字的奏稿，發現條理縝密、文筆洗練，心裏很是高興，僅改數語便讓李鴻章親自帶去呈遞。
稿子擬好後，曾國藩興奮地同學生講起往事，歸納自己的人生教訓，最終向李鴻章交待了兩點，讓他切記、一是湘軍裁撤之事，他自認自己顧慮太多，湘軍攻戰十幾年之久，金陵克捷後，懾於各種壓力，竟至於解散了親手建立的軍隊，自毀長城，寒了將帥的心，實際上等於自殺。湘軍眾將飄如秋葉，而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鳥，以致“剿撚”無功，備受挫辱。幸賴李鴻章所建淮軍，攻滅了撚軍，成就了大事。他讓李鴻章切記自己的教訓，當今八旗、綠營再不可恃，保太後、皇上之安，衛神州華夏之固，全仗淮軍。今後，淮軍有被議論的那一天，千萬不要像老師那樣，畏首畏尾，隻可加強，不可削弱。亂世之中，手裏的軍隊切不可放鬆，於家於國都是如此。第二點讓李鴻章切記，即數十年辦事之難，難在人心不正、世風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風實賴一二人默運於淵深微莫之中，使其後來者為之應和。他說自己與李鴻章的關係正是這樣，自己先正己身，同時培養後人，把這些人作為“種子”，期待這些後人開花結果，應現承先啟後，天下應和之目的。所以，他希望李鴻章要早些下手，以一身為天下表率，多多培養“種子”，種子綿延不斷，天下應和，世風自然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