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柔並濟
剛柔之道在於：剛可壓柔，柔可克剛。曾國藩認為人要想立得住，主要的還要靠對剛柔尺度的把握。他說：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剛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
一個人如果把隨波逐流當作是坎坷中的精神自慰和權宜之計，他(她)或許還有自立於人的時候，而如果真地把它當作人生的信仰、理念，那必將一無所成。一個永遠自甘平庸無特立之行的人不僅與成功無緣，而是一個活著有無意味的問題。
但是，最易使人成功的勇敢，當還屬於策略性的勇敢，曾國藩“按兵”“抗上”則可屬於這一種的勇敢。
○控權實戰：馬後之炮，愈遠愈威
可以領教一下曾國藩的剛柔相濟的功夫：
1862年鹹豐帝在逃往熱河途中，命令曾國藩速派湘軍大將鮑超帶兵北援。曾國藩一時舉棋不定，幾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為北援事關“勤王”，無可推諉，但又想留下鮑超所部對抗太平軍。他召集文武參佐討論對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種方案，結果多數人主張派兵入衛，隻有李鴻章力排眾議，說“夷氛已迫，入衛實屬空言，三國連衡，不過金帛議和，斷無他變”，而“楚軍關天下安危，舉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張“按兵請旨，且無稍動。”李鴻章認為英法聯軍業已逼近北京，“入衛實屬空言”，英法聯軍之役必將以“金帛議和”而告終。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聯軍，而是造反的太平軍。湘軍“關天下安危”，應把刀鋒對準太平軍。至於北援，應“按兵請旨”，靜待時局之變。曾國藩深受啟發，一麵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鮑超人地生疏，斷不能至，請於胡(林翼)、曾(國藩)二人酌派一人進京護衛根本”；一麵在實際行動上采取拖延觀變戰術。結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議”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時接到率勇北上諭旨的河南、陝西等省巡撫聞命即行，結果卻空跑一趟，勞民傷財。相比之下，則顯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們二人之所以高明，則由於接受了當時正在曾國藩中充任幕僚的李鴻章的意見。事後，胡林翼選擇李鴻章、陳鼐、李榕三人的獻議附於曾、胡二人的書麵意見之後，編為《北援集議》一書，刊行於世。大概由於內部議論過於直露，不宜公開發表，在刊刻時刪去一些內容。故李鴻章的條陳中已不見“按兵請旨”的字句。
曾國藩、胡林翼不願派鮑超入援，還有另一層考慮，即鮑超乃一員勇將，朝廷肯令鮑超歸勝保管帶，而勝保乃極端仇視湘軍，勝保若以“勤王”之名，將鮑超收為麾下，那時北援湘軍就會拱手送人，這對全局又是大有影響的事。但鮑超不明底裏，認為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機會，故露出不滿之意。還是胡林翼善於做思想工作，寫信勸誡說：
滌帥與我都深知勝保為人忮忌貪詐，專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將，弟若北援，無論南北風氣異宜，長途餉項軍火，無人主持，且必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難，不敢不遵，萬不可以他詞推諉，其時滌帥籌思無策，隻得應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與滌帥若能北行，則所帶將士，或不致十分饑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滌帥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滌帥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於世事太愚，當一心敬事滌帥，毋得稍有怠玩，自來義士忠臣，於曾經受恩之人，必終身奉事惟謹。
經過胡林翼的一番開導，鮑超才明白了曾國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說在“勤王”問題上，曾國藩采納李鴻章意見“按兵”抗上是一種“剛”，而曾國藩對待鮑超的這番良苦用心可謂是另一種的“柔”。
○控權實戰：剛柔大法三篇
曾國藩《挺經》中所著“剛柔”論，共計上、中、下三篇：
(上篇)
曾國藩說自己一生雖然頗好讀書，探求剛柔之法，但總免不了好名好勝的意念參預其間，因此，沒有孟子“深造自得”一章所說的滋味，也沒有杜元凱“優柔厭飫”一段所說的情趣。所以，“到了年老沒有一本書可為憑恃，沒有一件事算有成就。”年邁體衰後，他決心從“柔”的敬、靜、純、淡這四個字上下功夫。
曾國藩律己極嚴，從他不乏謙詞的反省中，可以感受到他遵循孔聖人克己之遺訓。他是一個善於從古代先哲那裏吸取智慧的人，也是一個善於把書本知識與人生聯係起來思考的人，而且他特別善於從中抽取出可以指導人生的信條與經驗。這種信條與經驗無不反映出他與傳統文化的淵源關係，他受惠於傳統文化，並加入傳統文化，最後又推動了傳統文化向前發展，這使他成為傳統文化在清朝的鏈環中的最重要的部分。
曾國藩主張敬。做人之道，聖人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敬，就是恭謹。無論是對多數人還是對少數人，也無論是對地位高的人還是對地位低的人，都不敢怠慢，這就是泰而不驕，衣冠整齊，態度嚴肅，令人望而生畏，這就是威而不猛。所以這一切都是學習“敬”的最好著手之處。古書上說：“君子莊敬日強。”吳竹如先生說：“‘敬’字最好。”但真正做到“敬”，還需添加一個“和”字，這樣才不會勉強，才會自然而自願地去做。
他說“靜”字功夫最要緊。這話極為正確。宋代理學大師程顥，是三代以後的聖人，在“靜”方麵下的功夫很足。王守仁也是“靜”字有功夫，所以，他能對外不為所動。假若不靜，反省也就不細密，見理也就不明了，都是浮的。唐鏡海先生還說，大凡人都有切身的毛病，或是剛的惡習，或者是柔的惡習。各有偏重，沉溺既深，動不動就會發作，必須自己體察它，並終身加以治療。曾國藩的同僚好友告訴他，他有偏重於剛的惡習，發起狠來什麼也不顧，深究一下病根，就是好動不動靜。
純。就是純正，純粹，至善至美。倭仁說：“聖人之純亦不已。”這個純就是至善至美，一般人隻能追求它，隻有聖人才能達到它。
淡。莊子講“淡然無極”、“淡而無為”。諸葛亮講“淡泊以明誌，寧靜以致遠。”這個“淡”，就是清靜，超脫。然而很多年來，曾國藩就是清靜不得，超脫不了，總是焦慮過多，沒有一天可以坦蕩於天地之間。這主要在於他有兩個毛病，一是名利心太切，二是俗見太重。由於名利心太切，因而學無所成，德無所立；由於俗見太重，因而家人的疾病輕重，子孫的強賢與否都時常縈繞於心，如同作繭自縛。若想除去這兩種弊病，應在一“淡”字上多下功夫，將所有的一切都淡而忘之，淡而化之，這樣，也許可以稍稍獲得一點心靈上的自由自在。
在登封少林寺有一塊奇異的碑碣，上有釋迦、孔子、老子的三人合體像，一為佛祖、一為儒聖、一為道尊，並刻有碑銘讚語：“三教一體，九流一源，百家一理，萬法一門。”盡管教理不同，方法各異，但都是最高境界。
曾國藩就是這樣的一塊奇異的碑碣。在他身上就刻下了中國文化不同流派的豐富印跡，入世與出世相統一，高貴與卑瑣相交織，世事洞明卻又糾纏其中，既是忠臣良將，又是嚴父孝子，既是道德家和詩人，又是鄶子手和走卒，既是占卜者和人師，又是預言家和遊客，出入往來於人界、魔界和仙界，這使他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獨特景觀。然而不管是哪條道路都有一個交點，縱然是千萬條江河總是歸於大海。
人不可無剛，無剛則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也就不能自強，不能自強也就不能成就一番功業。剛就是一個人站立起來的東西。剛是一種威儀，一種自信，一種力量，一種不可侵犯的氣概。自古以來，哪一個帝王將相不是自立自強闖出來的呢?哪一個聖賢不是各有各的自立自強之道呢?孔子可算是仁至義盡的了，他講中庸之道，講溫柔敦厚，可他也有剛的時候，他當宰相才七天，就殺了少正卯。由於有了剛，那些先賢們才能獨立不懼，堅韌不拔。剛就是一個人的骨頭。
人也不可無柔，無柔則不親和，不親和就會陷入孤立，四麵楚歌，自我封閉，拒人於千裏之外，柔就是使人挺立長久的東西。柔是一種魅力，一種收斂，一種方法，一種春風宜人的光彩。哪一個人不是生活在人間，哪一個人沒有七情六欲，哪一個人離得了他人的信任與幫助。再偉大的人也需要追隨者，再精彩的演說也需要聽眾。柔就是一個人的皮肉，是使一個人光彩照人的東西。
然而，太剛則折，太柔則靡。早年曾國藩在京城，就喜歡與那些名氣大、地位高的人作對，當然不乏挺然特立、不畏強暴的意思，曾國藩肯定因此吃過不少苦頭。不然的話，曾國藩就不會認識到天地之道，應剛柔並用，實在不可有所偏廢。剛，並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強矯；柔，並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謙遜退讓。
那麼，何時何處可剛?何時何處當柔呢?曾國藩有自己的法則，凡遇事或為公，應當強矯，而爭名與逐利，應當謙退；開創家業時，應當強矯；而守成安樂，應當謙退；在外待人接物時，應當強矯；居家與妻兒享受時，應當謙退。
豁達是一種見識，衝淡是一種態度。
沒有良好的智慧、判斷、洞察力和理解力，人就無法達到豁達。豁達就是要對事物進行觀察、理解、再觀察、再理解，直到事物在你麵前透明起來，不再有盲點或黑暗部分。
衝淡則是一種情趣，也許它沒有理智作用，近乎於天然而生的一種傾向，它憑借的是直覺、直觀、印象或體悟。它存在，無言，而且沒有理由。
豁達是大智慧，衝淡是大情趣。
然而一般人很難獲得它們，其原因不外乎名和利的羈絆，或者為做成某一件事而過於執著。為名利所羈絆，是因為沉溺太深，隻看到名利對人的好處，沒有看到或較少看到名利對人的消損，更不用說看到人生存的理由與目的；人赤條條地來，也將赤條條地去，沒有一絲一毫屬於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