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先取之必先予之
在居官之敗中，與領導、上司關係的處理不善是第一原因。曾國藩居喪期間伸手向清廷要官，幾乎斷送一生的前程，他晚年的日記對此痛加檢討。經曆這件事後他就對與上相處之道有了把握了。
○控權實戰：直腸子吃菜易拉肚
在曾國藩在處世經中，對於能決定他生殺予奪的最高統治者——也就是皇帝的態度大體有四：一、逆來順受。二、以死孝忠。三、無奈的時候，“緩”和“拖”。四、有所欲求的時候，委婉而言。這幾招能使得曾國藩在朝廷對他任用又懷疑、支持又削弱的夾縫中穩住腳跟，並能頻得實惠，步步高升。
曾國藩從來以“理學大師”自居。他向朝廷有所請求，一般說來，盡量避免正麵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側擊，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樣，既得到自己所要求的東西，又保住了自己的體麵。1857年1月，曾國藩在九江勞師後所上的《附陳近日軍情催各省協餉片》奏折就是這樣的典型作品。奏折中的第一點，他反複強調了李續賓、楊嶽斌所統率的湘軍水陸師，本來是曾國藩的部隊，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調給胡林翼的。現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經收複，即如湖北的蘄州、黃州沿江城市也已克複。言外之意，是要求清政府將李、楊統率的湘軍水陸師撥還給曾國藩節製調遣。奏折中的第二點，旨在張揚他自己舊部李續賓、楊嶽斌部水陸師的赫赫戰功，為湘軍塗脂抹粉，為自己貼金。奏折中第三個要點是，強調李、楊所部水陸師力量的強大，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奏折中第四個要點，是奏片中的要害。他不說自己是李續賓、楊嶽斌所部水陸師的司令，但在奏片中卻為李、楊所部湘軍請餉、催餉，無異以李、楊所部指揮者自居。
曾國藩的請求自有其道理。自從1855年10月曾國藩派遣羅澤南從江西分軍前往武昌外圍增援胡林翼後，不久，翼王石達開用兵江西，開辟江西省根據地，曾國藩部湘軍一再受到沉重打擊。他承受了許多風浪，曆盡艱險，以至退守南昌，日坐危城，日夕盼望駱秉章、胡林翼派兵前來，以紓江西之急，尤其希望胡林翼能指揮湘、楚軍，及早攻占武昌，然後水陸東下，與自己會師於潯陽江上。現在胡林翼終於占領武昌，攻占武昌的主力是湘軍水陸師，其中李續賓統率的湘軍，是胡林翼奏調去的；楊嶽斌統率的外江水師，是曾國藩派去武昌外圍增援胡林翼的。所以，曾國藩認為：清政府應該將楊、李所部湘軍水陸師撥還曾國藩。
胡林翼是聰明人，有意命李續賓、楊載福統率的湘軍水陸師東下，自己卻不隨軍指揮。胡林翼把這個球踢過來，曾國藩心領神會，立刻把球接了過來。1857年1月15日，他興衝衝地從吳城鎮迅速趕到九江勞師，會晤李續賓、楊嶽斌。他們對曾國藩的尊重不減當年，這對曾國藩說來是最大的安慰，因為這標明著湘軍中圍繞著他的強固的凝聚力並未削弱。
曾國藩說，這次九江勞師，目睹湘軍水陸師軍容甚盛，兵力強大，感到不勝欣慰。他真正感到舒服的是胡林翼在湖北長期發展、擴編湘軍水陸師，能夠始終堅持沿用湘軍營製，提拔重用的是曾國藩所“心許”的人物。
終觀曾國藩以上四條，沒有一處明確表示他還要朝廷歸還李、楊所部等主張，而是繞來繞去，曲意示衷。
曾國藩就是這樣向他的上司——皇帝和清政府表達他的願望和要求的。這也是以柔克剛之一法，清廷果然準奏，楊、李所部仍舊歸曾指揮。
○控權實戰：“詭道”，鬼道也
曆史上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晉楚城濮之戰前，晉文公問謀臣狐偃：“楚國兵多，我國兵少，怎樣才能取勝呢?”狐偃回答說：“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這意思就是說，愛好“禮”的人，忠信的言行再多他也不會滿足，戰陣之間詭詐的手段使用再多也不會過分，您就使用詭詐手段好了。這就是我國“兵不厭詐”使用的由來。韓非子在講起這事時進一步明確指出應該分清“詭詐”成語的對象：狐偃講的“不厭詐偽”，“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詐偽的手段是隻能用來對付敵人的，是不能用來對付自己的老百姓的。在韓非子的論斷裏已包含著對自己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應采取不同方法的思想萌芽了。
《老子》一書明確提出“治國”與“用兵”方法上的原則區別，說要“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所謂“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就是要用正規的正常的方法治理國家，用不正常的、出奇的方法指揮戰爭。它講的是不正常的、出奇的方法，就是“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知其雄，守其雌”等等權術，也就是人們在戰爭中常用的“欲擒故縱”、“欲取故予”、“強則示弱”、“卑而驕之”等陰謀詭道。
《孫子兵法》說：“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攻之……”又說：“兵以詐立。”這兩句話名異而實同，殊途而同歸，都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詭詐在戰爭中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
上麵這些論述，可謂深明用兵之道，體現了中國古代人們對於用兵製敵的智慧，隻可惜都還隻是把“詭道”局限於用兵，而古往今來的那些成功的政治家，無不把“詭道”用於戰場之外。曾國藩深通傳統文化和政治興衰，自然也深知詭道不能僅僅用於戰陣。
洪秀全敗在曾國藩手中，就敗在曾瓦解對手的“詭道”上，隻不過，這“詭道”不僅僅表現在戰場上罷了。
洪秀全圍攻長沙時，左宗棠曾去見過他，勸他放棄基督教，仍標識孔教，以《春秋》攘夷之義來宣傳，洪秀全沒有聽從。可見士大夫對於漢族的恥辱，並非不知道，誰願意作民族的罪人呢？隻是洪秀全學識一般，又不懂得社會心理裝模作樣，滿嘴神話，弄得老百姓都看不慣，士大夫還能寄以同情嗎？在這種情況下，他首先發布《討粵匪檄》以表示他對於洪秀全的態度。
他的檄文煽動群情，本也是兵家一種心理戰術的“詭道”，而文中關於種族君臣之義，絕不提及，隻暴露洪秀全的“罪狀”更是詭詐。（1）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2）竊上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3）毀宣聖之木主，汙關嶽之宮室，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4）農不能自耕以納賦，商不能自賈以取息，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他自己的意思是：“慰孔孟人倫之隱痛，為百萬生靈報在殺之仇，為上下神祀被辱之憾。“日月幽明，實鑒吾心！”這是多麼動人的詞句！湘軍的分子，不外士子和農民，他們都是崇拜孔孟關嶽的，無怪乎“人懷忠憤，如報私仇，千磨百折，有進不休”了。洪秀全雖不是純粹的宗教革命，而曾國藩卻是為宗教而戰，好像歐洲的十字軍。
太平軍以上帝教相號召，曾國藩就搬出孔子、孟子、關帝、嶽飛、城隍土地、和尚道士等一切的中國神來抵抗這一外來的的西洋神。因為上帝教要破壞中國的傳統文化，曾國藩就搬出這些神以之抗爭。尤其孔於、孟子、關帝、嶽飛，對於中國讀書人和農民，影響力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