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廟堂思量天下
客觀地說，個人的作用，哪怕是那些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風雲人物，他們的作用也終究是有限的。個人的成功有時又恰恰是時代的悲哀。個人的無奈有時又恰恰是曆史的進步。曾國藩自從中進士後，就立誌成為國家屏藩，即中流砥柱，以後他平太平天國、剿撚、辦教案，幾乎難以措辦的事都由他經手。但他又感到十分無奈，即這個江河日下的王朝並非如他這樣的幾個人就能挽救的。回天雖無力，興亡當有知。曾國藩對清廷的認識也是經曆了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
○玩權實戰：在黃河裏洗澡
太平天國失敗後，清朝不但沒有出現“中興”之勢，反而形勢一天比一天糟。這不能不引起曾國藩的深思，使他進而聯想到清王朝未來的命運。一天他對趙烈文說：“今日有四川庶常來見，其言談舉止不類士夫。前日有同鄉庶常送詩，排不成排，古不成古。國家所得人物如此，一代不如一代，文章與國運相關，天下事可知矣。”他一邊說，一邊不停地皺眉頭。不過僅此而已。作為統治階級最高層的一員，他沒有也不可能再往深處去想。但是，地位較低的趙烈文卻已經有了成熟的看法。
1867年6月20日晚，曾國藩和趙烈文像往常一樣在一起閑聊。曾國藩說，京中來人雲，“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衤誇。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烈文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口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意思是說，全國統一安定的局麵已經很久了，勢必漸漸走向分裂。但皇帝的權威一向很重，割據風氣尚未形成，除非中央政府首先爛掉，否則不會出現國家土崩瓦解的局麵。以我的揣測，將來的禍患必是中央政府首先垮台，而後天下無主，人自為政，這種情況的發生大概不會超出五十年了。曾國藩一聽，立刻皺起眉頭，過了好久才說：“然則當南遷乎？”趙烈文說：“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就是說，恐怕是徹底滅亡，不會再像晉、宋兩代那樣，出現政權南遷、南北分治的局麵。曾國藩有些不服氣，同趙烈文爭辯說：“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趙烈文說：“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曾國藩無言以對，沉默良久方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礻石之隕。”實際上多少默認了趙烈文之論。
從此，曾國藩開始反複考慮趙烈文提出的問題，尤其集中於清王朝會不會“抽心一爛”、“根本顛仆”這個問題上，各種想法不斷閃現在他的腦海裏，流於他的語言中。有時他同意趙烈文的看法：“京師水泉皆枯，禦河斷流，朝無君子，人事憤亂，恐非能久之道。”有時又不同意趙烈文的看法：奕訁斤為人“聰穎”，清朝“君德正，勤於政事”，那拉氏大權獨攬，遇事“威斷”，為前代所無。意思是，清朝大概不會發生像趙烈文所說的那種“抽心一爛”的事。為此，趙烈文同他爭辯說，奕訁斤“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身當姬旦之地，無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勢極，慮不出庭戶，恐不能無覆悚之虞，非淺智薄慧，塗飾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還說，“勤政”無補於興亡，“威斷”則易受蒙蔽。“中興氣象，第一貴政地有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當，默運天心，未必其然也”。曾國藩最後雖無言以對，但並未心服，對清朝的所謂“中興”仍抱有幻想。不久，清廷發來上諭，依總理衙門奏請，令督、撫、將軍就外交問題各抒己見，具折奏聞。據說，總理衙門在“折中開誠布公，於十年倉卒定約及曆年辦理情形，盡去虛文諱飾；於日後如何杜其要挾及條約應準應駁，殷殷下問，頗有中外一家之象”。曾國藩請趙烈文過目後非常興奮地說：“此折所關甚大。枋國不能如此，中興其有望乎?”接著又慷慨陳詞地說“國運長短，不係強弱，惟在上者有立國之道，則雖困不亡”。並舉南宋和金朝在強敵威逼下幸存一時的例子得出結論說：“其妙如此，聖人所以動稱天命也。”意思是，清朝說不定能像宋晉兩代那樣，偏安一隅，苟延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他的這種僥幸心理一直保持到1869年赴任直隸總督之後。
自1869年1月1日至2月9日，曾國藩在北京住了一個多月，先住在金魚胡同賢良寺，後移居宣武門外法源寺。在此期間，曾國藩除訪親問友會見各方要員外，還先後四次受到那拉氏的召見，兩次參加國宴，並在宴會上以武英殿大學士排漢大臣班次第一。這是曾國藩一生中最感榮耀的活動。在此之前，曾國藩還沒有見過拉氏、同治帝以及奕訁斤、文祥、寶均金等軍機大臣，通過觀察、談話和訪親問友，他對清政府中的核心人物有了進一步的了解。2月9日，曾國藩從北京動身，沿途巡視永定河等水利設施，直至16日才到達保定，接任直隸總督。通過一個時期的了解，他發現清朝的實際情況比他原來預料的還糟，到處是一片混亂，從中央到地方沒有可以依賴的人材，整個清王朝已經像一艘千孔百瘡的破船，隻好眼看著它一天天地沉沒下去，再也沒有浮起的希望。
5月28日，趙烈文到達保定的當天晚上，曾國藩就迫不及待地向他吐露了自己的悲觀心情：直隸“吏治風俗頹壞已極，官則出息毫無，仰資於徭役；民則健訟成性，藐然於憲典。加以土瘠多災，暫晴已旱，一雨輒潦”，使他深感諸事棘手，“一籌莫展”。但最使他失望的還是清政府領導核心中根本沒有一個足以力挽狂瀾，複興大清之業的人。他分析清政府中的主要人物說，“兩宮（指慈安、慈德兩太後）才地平常，見麵無一要語；皇上衝默，亦無從測之；時局盡在軍機恭邸（奕訁斤）、文（義祥）、寶（寶均金）數人。恭邸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文伯川（文祥)正派而規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寶均金)則不滿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識短。眾更碌碌，甚可憂耳”。
曾國藩的這段話，可以說是對他與趙烈文關於清朝能否中興問題爭論的一個總結。趙烈文早就認為，清朝將太平天國鎮壓下去之後，雖然不少大人肆渲染所謂“同治中興”，但從上到下競相腐敗，根本沒有複興的希望。經過兩年的爭論和觀察思考，曾國藩基本上同意了趙的論斷，得出大體與趙烈文類似的看法：清王朝從上到下都腐敗無能，再沒有複興的希望，它的滅亡不過是個時間和具體方式問題。
○玩權實戰：吾法即國法
曾氏重視法製，主張法治的重要表現是，既不能任意赦免，又不可隨便贖罰。他稱讚西漢匡衡、東漢吳漢不願赦，三國時期劉備、諸葛亮不談赫。認為赦免會使子孫不肖，士兵傲慢。曾氏雖說贖有定數，不排“過失”、“老疾”，似乎特殊情況可以贖罰，但他又強調“於詞訟罰捐，概行停止”，主張有罪必得罰。
這種不準赦免與贖罰，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法律麵前的平等和一律依法辦事的原則；但不免缺乏一定的靈活性和沒有掌握好時宜，並反映了他嚴厲懲罰農民起義軍的立場和態度。
曾氏重視執法人才的品格、才識，要求執法者既公又明，為民便民，否則立法再好，也會“全失本意”。他強調“任法不如任人”。這既是曆史經驗的總結，又對後來產生了深刻的啟示和影響。如清光緒年間刑部尚書薛允升說：“有法治而無治人，法亦係虛設耳”。“有法治尤貴有治人。”清末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認為，執法人才之重要，不僅在立法，更在執法。他說：“有其法者，尤貴有其人矣。”
曾國藩主張認真執法，重視執法人才；而執法人才主要是中央和地方都各級官吏。官吏有維護政權，保證實行國家所定法律的責任。但因他們有權，也可破壞法律的執行，借用法律謀私利，毀法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