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藏個人的好惡
喜怒無常，不是良好性格；好惡鮮明也非好習慣。曾國藩一貫主張，“己所不欲，務施於人”。為官的人，要不能以一己之好惡定度處事，而要根據事情的情理決定可否，這樣才能博得人們的信服，有利於社會。曾國藩“不禁秦淮燈舫”一事，充分說明曾國藩是按這一原則為官的。
○玩權實戰：夾起令人討厭的尾巴
來看一下曾國藩所謂“為官不能暴露好惡”的道理：
金陵(南京），乃六朝金粉之遺。自魏晉隋之後，一直以其富貴繁華為天下所矚目。但迭經興衰，到後來隻剩秦淮河一帶，尚殘存著一些中古時代的風流了。明朝末年，此地出了馬湘蘭、李香君一輩色藝俱絕的名妓，傾城才流。至今讀鄭板橋的《訪畫舫》，字裏行間還感到餘魯縈繞。
然而，自1851年以後，爆發了太平天國運動，清政府為了鎮壓起義，接連派兵攻打太平軍，秦淮河一帶受到戰爭的嚴重摧殘，變得蕭條淒涼了。直至1864年，戰爭結束後數月，當年點綴太平的畫舫簫鼓又漸漸地出現了。
此時，六安郡的太安塗廉訪，思想保守，對這種情形看不順眼，立即下令各縣，嚴厲禁止秦淮河的畫舫燈船。並拜謁了兩江總督曾國藩，稟報他對此事時處理。
曾國藩對這件事的態度怎樣呢？這是當時人們所關注的事情。很多人認為，他一定是主張嚴禁的。塗太守也認為他的做法一定會得到曾國藩的讚許。誰知曾國藩聽了他的稟報後，隻是不置可否地一笑，然後對塗廉訪說道：“聽說淮河燈船，尚寥落如晨星。我多年前曾經到過此處，隻見千萬船隻，來往如梭，笙歌之聲，徹夜不絕，實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樂事啊!”塗廉訪聽了以後，好比當頭澆了一盆冷水，怏怏而回。
又過了幾天，曾國藩約了幕府中的諸位僚屬，乘船遊覽“十裏秦淮”，並命江寧、上元兩個縣的縣令，設宴款待太守塗廉訪。席間，曾國藩饒有風趣地對大家說：“三十年前，我是心向遊冶而不敢遊冶；三十年後，我是心不想遊冶而不禁別人遊冶。”停了一會，他又說：“三十年後的今天，我身為兩江總督，處理事情則不能憑一己之好惡。務要為金陵百姓恢複一個源遠流長、大家喜愛的遊樂場所，並重建一個人文薈萃、河山錦繡的江南名城。”
曾國藩不禁秦淮燈舫的態度，對大家的啟發很大。特別是對塗廉訪太守是個極大的教育，他原來下令嚴禁，後來了不僅撤了禁令，還積極采取措施，號令修複雞鳴寺、莫愁湖、勝祺樓、掃葉樓等，將六朝舊跡、前明文物一一恢複。使龍盤虎踞的石頭城再放光彩。
曾國藩不禁秦淮燈舫的消息傳開後，在金陵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一時，士女歡欣，商賈雲集，荒榛斷莽之區又複白舫紅簾，日益繁華起來。無論外地的寓公或本地的土著。聞訊都漸聚居於此，大有一派豐樂昌盛的氣象。
社會史家無不評論，曾國藩此舉，實在是深知為政之體的表現。
○玩權實戰：給你個盆大的麵子
什麼是大成，什麼是小成？人們成功的領域可能是各不一樣的，但是用以指導成功的那種正確思想原則卻是相通的。做事情規取遠勢，在大處勝人就是一種正確的指導原則。曾國藩把這一原則用在治學上，則博得了深厚的學問功底，用在治軍上，則取得了軍事上的全局優勢。曾國藩以文人治軍，其特長應在規劃戰略，布置全局方麵。
下麵來體察一下曾國藩“小處讓人，大處勝人”的典型案例：
自鹹豐三年（1853），曾國藩著手編練湘軍，就已經開始研究應對太平軍之戰略戰術。其時，太平軍一路攻城陷鎮，勢如破竹，舉國震動。1853年3月，太平軍攻克金陵，將金陵定為首都，建號太平天國，5月，天王洪秀全命太平天國主力溯江西征；6月，二克安慶，進圍南昌，久攻不克；9月移軍北上，29日，攻克九江；10月20日，攻克湖北漢陽，省城武昌戒嚴，湖廣總督吳文襄獨坐危城。曾國藩驚呼；太平軍攻取安慶、九江等地後，“長江兩岸各數十百裏，該逆查戶編籍，勒人蓄發，乃將汙穢吾土，椎結吾民，吾輩豈能袖手旁觀？”擬派王珍統率部分湘軍馳援武漢。他致書王珍，縱論當時的軍事形勢說：“荊州、襄陽扼長江之上遊，控扼陝西、河南之要害，確為古來兵家必爭之地。然而時異勢遷，以目前的形勢而論，則武昌更為吃緊。太平軍既已建都金陵，以鎮江、揚州翼蔽東路，遠處所急於爭奪的戰略要地莫過於武昌。古人雲長江出蜀後奔流千裏，沿江有三大鎮，荊州是上鎮，武昌為中鎮，九江次之，金陵為下鎮，鎮江次之。今粵逆已得下鎮矣，其意圖將由中鎮以漸及上鎮，聞九江、安慶近已設立偽官，據為四窟，若更陷鄂城，上及荊州，則大江四千裏遂為此賊專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兩湖、兩江、三江閩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達，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近強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賊兵不遽渡湖南，而沅湘固時時有累卵之危。然則鄂省之存亡，關係天下之全局固大，關係吾省之禍福尤切。”
在這一點上，曾國藩可謂眼光獨具。清廷以在對太平軍的用兵重點隻在乎“圍困天京”，在天京周圍相繼建立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但幾乎沒有效果。在天京之外的太平軍順江而上，對東南、江北大營稍一衝擊，大營隨即攻破，徒具形式。曾國藩的眼光絕不局取在金陵一城，而在乎滿盤的得失，他下決心要與太平軍爭奪長江中下遊的廣闊地域，而最有效的方法是將眼光放在長江的中上遊地區，首先是武漢，其次才有九江、湖口、安慶，占據上中遊，俯視下遊，乃可氣勢如虹，建瓴而下，大破金陵。
1854年初，正當太平軍第一次西征部隊由安徽挺進湖北之際，清廷在太平軍的強大攻勢麵前無所適從。此時，曾國藩向鹹豐帝上了一份奏折：“論目前之警報，則廬州為燃眉之急。論天下之大局，則武昌為必爭之地，何也？能得武昌，則能扼金陵之上遊，能固荊襄之門戶，能通兩廣四川之餉道。若武昌不保，則恐成割據之勢，此最可憂者也。目今之計，宜先合兩湖之兵力，水陸並進，以剿為堵，不使賊舟回竄武昌，乃為決不可易之策。若攻剿得手，能將黃州、巴河之賊漸漸驅逐，步步進逼，直至湖口之下小孤之間，與江西、安徽四省合防，則南服猶可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