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各帝都崇儒敬士，大小官吏多係讀書出身，不少人還是著名學者，社會上普遍敬重讀書人。名利所在，趨之若鶩，私學之盛，亙古所無。桓帝時，在職官僚陳蕃（字仲舉）、李膺（字元禮）居官正直，不畏強暴，深受太學生敬慕。太學生編成口碑頌揚道：“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一大批講氣節、守道義的士人互相推重、結聚，形成一股與宦官集團對抗的勢力。遺憾的是，學者之間為了爭名，也有門戶角立、互不相讓的，甘陵郡學者周福、房植就是這樣。二人治學成名做了大官以後，兩家賓客互相譏貶，各樹朋黨，這一事件被宦官集團借為口實，“黨人”的惡溢從此開始。
李膺任河南尹時。河內有個叫張成的，善於推算禍福，占卜吉凶，靠這點本領交結宦官，桓帝也頗相信他。張成推算朝廷將有赦令，就唆使兒子殺人。李膺派人逮捕殺人犯，這時果然來了赦令。李膺憤恨難消，竟不顧赦令，把張成的兒子處死。張成的弟子牢修便上書誣告李膺等人：“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政，疑亂風俗。”桓帝震怒，傳令各郡國逮捕李膺等人，牽連入獄的有二百餘人。
第二年，尚書霍胥、城門校尉竇武等人上書請求釋放“黨人”。行將就木的桓帝同意了霍管等人的請求，把在押的“黨人”全部赦歸田裏，同時宣布他們被禁錮終身（終身不許就學、出仕等），把他們的名字造冊存檔。
以後宦官越發囂張，士大夫也越加意氣昂揚，不避危難。範滂出獄返鄉途經南陽，當地士大夫把他當作凱旋的英雄，成千人駕車迎候他。侍禦史景毅讓兒子拜李膺為師，李膺被禁，景毅之子因沒有正式列入門生名籍，未受誅連。景毅慨然不安，自己上表說明與李膺的關係，免官回鄉。標榜、結聚之風也愈加盛長。
宦官曹節乘機唆使官府奏請靈帝批準，逮捕了前次獲釋的“黨人”李膺、範滂等百餘人，把他們全部害死在獄中。此外，奸人乘機告訐，官吏任意吹求，種種冠獄而致死亡、監禁、流放、廢錮的有六七百人。
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鳴冤，措詞激切。靈帝見奏大怒，立即下令逮捕曹鸞，拷打致死。同時追查“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以內眷屬，統統加以禁錮。黨錮之禍前後曆時19年。
漢末士大夫好名譽，重節義，在兩次黨錮事件中，麵對宦官勢力的迫害，許多人舍生忘死，不屈不撓，謗議的習氣依舊，名士風流照樣傾動天下。士大夫這種好名重義的犧牲精神是十分難得的，但是其中也不乏唯名高視，名不副實，甚至沽名釣譽的成份，增大了無謂的犧牲和激化了不必要的矛盾。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卷五十六中的一段評價倒是貼切的：“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蹺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土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
名節之“名”和沽名釣譽的“名”是有一些區別的，處世保身哲學更關注於對名韁利鎖的忠告，倡導曠達人生。“打透生死關，生來也罷，死來也罷；參破名利場，得了也好，失了也好。”“打透生死關，參破名利揚”就是豁達。豁達是一種胸懷，一種境界，一種人生態度，麵對生活中的百萬煩惱，進與退，樂與憂，生與死，惟有豁達，才能放得開。
九、花天酒地的背後
男人有錢就學壞，女人學壞就有錢。
這句民謠真是戲謔有趣，它簡潔而精當地道出了行為與財力之變的因果關係。
有人總結說，在這個世界上，有五種“語言”不需用翻譯，是人類的共同語言，那就是金錢、美色、食物、性與體育。這裏“金錢”首當其衝，因為它是求得後麵四種滿足的依托，有了錢也即有了財力，人就可以消費其他一切。
這讓我們想起了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
阿Q宣布造反！他高興地走而且喊道：“好……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喜歡誰就是誰。”回到土穀祠，他盤算著造反成功後的情狀，除了殺掉小D、趙大爺一夥，把元寶、洋錢等搬到土穀祠，他想到的是女人：“趙司晨的妹子真醜。鄒七嫂的女兒過幾年再說。假洋鬼子的老婆會和沒辮子的男人睡覺，嚇，不是好東西！秀才的老小姐是眼泡上有疤的。吳媽長久不見了，不知道在哪裏——可惜腳太大了。”